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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千秋研究
作者:车氏(岭南)历史文化交流网  来源:车氏(岭南)历史文化交流网  发布时间:2017/11/10 15:14:43  浏览次数:792

 

硕士学位论文

学位申请人:一昊维彬

专业名称:中国古代史

研究方向:中国政治制度史及行政管理

所在院系:历史文化学院

导师姓名及职称:陈长琦教授

论文提交日期:20075月华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合格证明

学位申请人炭谁扔题九闲斤叙研贫向本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提交的硕士论文,}经答辩委员会审议,本论文答辩合格,特此证明。

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委员(签名)

主席:合于里

委员:…众,琦矛.闺书止

论文指导老师(签名):介么叫年乙月‘日

(此框用于存档的学位论文贴《学位论文答辩合格证明》)中文摘要:

田千秋,又名车千秋,西汉长陵(今陕西咸阳市)人,一生历经武、昭二朝,共计任承相十二年,终老于相位,成为西汉武帝朝少有能得以善终的政治家,同时也是西汉武帝时期具有极强传奇色彩的一位历史人物。据史料一记载,田千秋的执政能力并不算十分出色。但他相机而动,在“巫蛊之祸”中敢于直言上书,在旬月之间从一个小官做到承相并封富民候这段经历则一直为后世所津津乐道,史称“世未尝有也”(《汉书·田千秋传》)。究竟为什么他能够取得这样令人羡艳的成就,他在西汉历史中所起的作用又是怎样呢?学术界对此一直缺乏系统性的研究。本文结合西汉武帝、昭帝二朝的政治经济等社会形势,意图深入分析田千秋在西汉历史中所起到的作用,对其在西汉历史中的地位给予恰当评价。在本文成文之前,国内外学术界关于田千秋的系统性地研究著作不多,有的涉及其人但描述分析内容不尽详细,使得后人无法全面了解田千秋为官为相的整个过程,也就无法系统认识他的历史地

位。本文从学术研究概况、田千秋所处的时代背景、西汉武帝、昭帝两朝的政治局势与田千秋的政治举措、田千秋仕途的幸运性分析、关于田千秋的史料考据、研究田千秋其人的现实性和对其的历史评价等七个部分对这位在西汉历史上有着特殊经历的承相的仕途作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并结合所能看到的历史文献材料和相关学术著作,还原了田千秋在所处的时代中的历史面貌,并承认了他扭转西汉中期历史局面所作的贡献和所起的重要作用。在前人的研究中,大多学者认为田千秋是一个二流人物,没有太多值得研究的必要性。而且涉及田千秋的历史资料相对较少,因此也使得这个课题没有多大的研究价值。笔者在翻阅了大量的秦汉史料后发现,田千秋的为官为相的历程具有太多的特殊性和个人幸运色彩。特别是在“巫蛊之祸”后,西汉政坛笼罩着愁云惨雾,人人自危的朝局使得社会的发展进入了死胡同。正是田千秋的冒险上书为决太子申冤,使得整个政治局势在武帝刘彻的醒悟中明朗化,最终促成了“昭宣中兴”局面的开创和形成。就这一点而言,田千秋在西汉朝的历史地位就不容忽视。至于在昭帝朝,他审时度势维系政局稳定,处处维护支持霍光的执政,使社会经济得到了有效的恢复,这些对历史发展有积极促进的作用也是不可抹杀的。总而言之,田千秋的历史地位应该引起我们的正视,他所起的历史作用也应该得到我们的肯定。

田千秋研究课题的学术综述

田千秋所处的时代背景

汉武帝时期的田千秋

1、“巫蛊之祸”(征和元年十一月征和三年九月

2、从大鸿护到压相(征和三年九月征和四年六月

3、武帝末年(征和四年六月后元二年二月

4、武帝临终前后,后元二年二月、汉昭帝时期的田千秋(后元二年二月元凤四年正月“千秋一相”、

参考文献、引言

在秦汉史研究中,人物研究往往是一个重点,故此不少学者都把注意力投放到了秦汉时期一些对历史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人物,而许多有研究价值的人物则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著名学者林剑鸣先生在《中国古代史导读》一书中说道:“这些人物过去史学界研究不多,或虽有研究但与其在历史上的作用不甚相称,故有必要作进一步研究。当然,这些重要历史人物之所以被史学家长期忽略,自有其一定的原因:或史料缺乏,或传统观念禁锢,或其他什么。总之,要对这一类历史人物进行研究并取得突破性的成就,困难一定是很大的。”而在这些不被看好的人物当中,有一位不太起眼的政治人物常常被大家所忽略,这就是本文所要研究的曾历经西汉武帝、昭帝两朝,任承相一职达十二年之久的田千秋。他处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对西汉中叶经济逐步回升起到一定的影响,并且直接参与了“巫蛊之祸”后西汉

王朝政治秩序的缓慢重建。多年来大家对其研究甚少,再加之关于他可参考的历史及文献材料不多,所以在田千秋研究这个领域中成果并不十分突出。笔者本着求是的心态,决意对田千秋进行一番考察,以尽量还原其在西汉历史上的政治地位和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一、田千秋研究课题的学术综述

田千秋,又名车千秋,西汉长陵(今陕西咸阳市)人,约生汉武帝执政初期①,死于汉昭帝元凤四年(77)。一生历经武、昭二朝。①在《汉书·田千秋传》中,班固并没有提到田千秋的年纪究竟有多大,只是清楚列明了他卒于元凤四年前77)正月.而从他征和三年(90)上书到他的去世,一共是做了近十二年的承相,而史书则记载了他约十三年的位列公卿的历程.至于他上书的时候年纪多大却是无从稽考,因此笔者只能用大略的推断之法来确定他的生年.汉书中记载说,昭帝因为田千秋年老而允许他乘小车入宫,按此理估计当时的田千秋应该是花甲之年,故得此待遇.而在元风元年(80年十月,燕王旦跟群臣说道“……今右将军物故,承相病……”((汉书·燕刺王旦传》),这里的“病”应该不是小病,起码在当时燕王旦看来承相田千秋的病无法威胁他们的谋反计划,而后承相却又得以部署官员对付乱党,那就只能认为田千秋当时患的是慢性病或是老人病,病情并没有严重到无法执行平叛任务.那一个正常人在花甲之年患有慢性病或老人病是不足为奇.我们再回顾一下武帝刘彻召见田千秋时的情形,刘彻当时看到的是一位“长八尺余,体貌甚丽”的壮年男子,那时距离田千秋老死相位有十三年的光景。所以笔者认为田千秋上书时应该是四十多岁的壮年时期.那么照这样推算,田千秋的生年应为武帝执政初期元光年间(134129).朝,共计任压相十二年,并且最后终老于相位,成为西汉武帝朝少有能得以善终的垂相。他的政坛起点为高庙寝郎①,于“巫蛊之祸”后为决太子鸣冤上书,得以由此荣升为九卿之一的大鸿护,并在几个月后再升迁为承相,而且在这个位置上一坐就是十二年。对于他奇迹般的升迁经历,史称“世未尝有也”《汉书·田千秋传》。特别是他在西汉武帝、昭帝两朝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应该得到我们的重视。关于田千秋较全面的研究和评价问题,史学界历来着眼不多,在此方面的专著与论文相对较少。但就研究与其相关的问题时,还是有一定数量的专著和论文涉及到田千秋其人的。历代史学家与学术界在田千秋研究这个课题上所出的成果,总结起来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田千秋惊人的升迁历程

对于田千秋升迁历程的评价,自班固起历代都有不少史学大家对此津津乐道。班固本人认为象田千秋这样“特以一言痞意,旬月取宰相封侯”的历程,的确是“世未尝有也”。田千秋由上书到受封大鸿护,再到拜相封侯的这段经历,可谓是武帝朝较为重要的一件政坛大事。特别是上书讼太子冤这一举措,在当时人们看来很有些冒险的意

①高庙寝郎究竟为何官?颜师古在《汉书·田千秋传》注曰:“高庙卫寝之郎”,而在众多的历史文献材料中,认为高庙寝郎是管理刘邦庙园官员的说法是大同小异。具体罗列如下:

《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记曰:“以故高庙夜郎上书谏武帝”

《汉书·田千秋传》记为:“千秋为高寝郎,’o

《汉书·百官公卿表下》则写道:“高庙郎中田千秋).

《汉纪·孝武皇帝纪》云:“而高庙令田千秋复讼太子冤,’.

《东观汉纪·卷三十二》云:“车承相高祖园寝郎气

《太平御览·居处部》言曰:“壶关三老、太庙令田千秋诉太子冤,’o

《晋书·阎绷传》言:“高庙令田千秋上书,不敢正言……”

《陈书·徐陵传》言:“汉有高庙令田千秋亦为承相”.

《资治通鉴·汉纪·武帝征和三年》言:“高寝郎田千秋上急变,讼太子冤气

综合以上各种说法,我们可以肯定当时高庙夜郎是看守西汉高祖刘邦陵庙的小官,虽然官名在西汉历朝变化不一,但具体的职责和品秩变化却不大。又如《史记·司马相如传》记曰:“相如拜为孝文园令,’.索隐引百官志云:“陵园令,六百石,掌案行扫除也”。而《太平御览·职官部·陵令》则称“司马相如为茂陵令”。众所周知,茂陵与孝文园在意义上是一致的,即西汉文帝刘恒的陵寝.虽然这两个官名有所差异,但职位和品秩应该是一样的。而在上文我们已经探讨过,高庙管理官员尽管名称也有所差异,但属于太常所管辖则是公认的事实。具体说来,西汉皇陵“自高祖下至宣帝,与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庙。又园中各有寝、便殿。日祭于寝,夜祭于庙,时祭于便殿。”。《汉书·田千秋传》颜师古注:,’(高寝郎)为高庙卫寝之郎.”《续汉书》又曰:“每园令各一人,秩六百石,掌园陵案行扫除”.《后汉书·百官志》关于太常的属官介绍中则表述为:“高庙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守庙,掌案行扫除。无承.”因此,高庙寝郎就应该是高庙负责管理和祭祀的官员,而他能借高祖刘邦托梦上书的做法也就不足为怪了.味,不少的很多秦汉史的专著都有涉及。而对于田千秋的这段传奇经历,历代文人也都有自己的看法:唐代大文豪李白在《鞠歌行》中写道“又不见田千秋才智不出人,一朝富贵如有神”①。心中对田千秋幸运晋升的历程是十分羡慕的;南宋辛弃疾在《水调歌头》中也有“莫射南山虎,直觅富民侯!”②的感慨。中也有论叹。“如车千秋之骤进者有几矣,而南宋胡锉《论符离之败》奏章如马周之任用者又有几矣”③的这里明显表露出作者对田千秋受圣主贤君发掘提拔、越级任用

这一可贵经历的肯定。关于论述田千秋这段经历的论文有《论轮台诏》(田余庆《历史研究》1984年第2)、《汉之得人,于兹为盛》(杨育坤李泽生《人文杂志》1984年第5)、《论巫蛊之祸》(陈志《福建论坛》1988年第3)、《论汉武帝托孤》(刘曙光《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3)、《西汉压相选任论述》(陈满光《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5

年第2)、《晚年汉武帝与“巫蛊之祸”(王子今《固原师专学报》1998年第5)、《汉武帝与“巫蛊之祸”》(商炜《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0年第3)、《析决太子之狱》(孟祥才《齐鲁学刊》2001年第5)、《汉武帝的思想演变》(萧平汉《松辽学刊》2001年第2)、《简评汉武帝的历史功过》(马雪芹《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6)。这些论文都基本按照《汉书》等史籍来论述田千秋在“巫蛊之祸”后为决太子刘据鸣冤,得以最终跃居相位的这一传奇经历,尽管表述的文字各有差别,但大家都承认了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承相是由“巫蛊之祸”走上西汉政治舞台,并获武帝刘彻所重用的这一历史事实。而在此当中,陈志的《论巫蛊之祸》认为:“决太子被杀后,车千秋上书汉武帝,只讼太子冤,什么“子弄父兵”,“天子之子过误杀人,当何罪哉”等等,只字不提卫皇后之冤,这决非车千秋的疏忽。恐怕“杀子灭卫”已成为当时朝野公开的秘密缘故罢了。”这一观点①《李太白全集》P1413()王琦注中华书局19979月第一版②《稼轩词注》P17俞樟华岳麓书社2005l月第一版③明杨士奇等撰《历代名臣奏议.卷八十七》则较为有创新性。

2、田千秋的政治才能与评价

田千秋究竟具有怎样的政治才能,光凭“巫蛊之祸”中的表现还不足以下定论。在后来担任大鸿肪和承相的职务时,他也做了一些事情,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班固在田千秋的本传中这样评价“千秋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称,逾于前后数公”。所谓“居位自称,逾于前后数公”则是“言田千秋为相称职也”①。而就其对“巫蛊之祸”后的政治秩序重建的功绩,班固则认为“车千秋指明蛊情,章太子之冤。千秋材知未必能过人也,以其销恶运,遏乱原,因衰激极,道迎善气,传得天人之裕助云”。宋代洪迈认为“此二人(田千秋、至肠挥)者,可谓善处人骨肉之间,谏不费词,婉而能入者矣”。②另一位宋代诗人王禹偶却在他的《对雪示嘉佑》一诗中明言:“安边不学赵充国,富民不作田千秋,胡为碌碌事文笔,歌时颂圣如徘优”。③他则认为田千秋的这个承相不太值得后人学习。而宋人赵瞻则更进一步说明自己的

观点:“然于武昭之朝遇臣诚厚,而若()千秋及()义则后世终不称此为贤。”④这样一来,他似乎把田千秋和其继任者蔡义的水平等同起来了,称不上是贤相。今人对田千秋的评价也有一些著作论文可以反映:安作璋、田昌五的《秦汉史》(人民出版社1993)认为田千秋“敦厚有智,居位自称”,是一个很圆滑的人物。李源澄的《秦汉史》则说道:“本传称其(千秋)为人敦厚有智,观其一切听命霍光,则其为人为明于利害者,霍光亦以此重之”。英人崔瑞德和鲁惟一编著的《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也有提到田千秋,认为“他是对三人执政(辅政集团)的决定唯命是从的人”,“是一个平庸的人”。刘曙光的《论汉武帝托孤》一文认为:田千秋的迅速上升,似乎得益①宋叶廷硅《海录碎事·卷十一》②宋洪迈《容斋随笔“卷二》P29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200511月第一版③宋王禹假《小畜集·卷十二》④宋赵汝愚《宋名臣奏议·卷七十四·上英宗乞静强异程徽致仕》于汉武帝他当作改弦易辙、转变政策的一种象征。其前提条件是承认田千秋“无他才能术学,又无阀阅功劳”,并且还认为他“在武帝心中并无多少分量,在朝廷百官中也缺乏深厚的基础”。田余庆的《论轮台诏))(((历史研究》1984年第2)也支持了这个观点,说“他(田千秋)并不足以当政治上改弦易辙的重任,不是武、昭政局中的关键人物”。安作璋、刘德增在《论汉武帝》(((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中谈到田千秋没有意识到武帝对晚年施行的政策转变之需要,可见其政治敏感度还是不足。与以上对田千秋评价一般不同的是,不少的学人认为田千秋的作用还是应该值得肯定的。孟祥才在《析决太子之狱》中则肯定了田千秋在担任承相后,“为武帝从好大喜功的有为政策向与民休息的‘无为’政策转变创造了条件”,而且他率领群臣的上书祝寿直接促使了武帝对晚年错误政策的反思,这个作用倒是十分重大的。马雪芹在《简评汉武帝的历史功过》(((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6)一文中以较多的笔墨对田千秋进行论述,认为他担任高庙寝郎时“沉默寡言,忠于职守”,他的努力“使武帝末年国家形势出现转机”,使“武帝始终对田千秋深信不疑”。或者这也是他成功的一个表现。王鸣春的《汉武帝时期承相频更因由之分析》则更深入地肯定了田千秋的政治建树,说他“上台后果不负所望,查验巫蛊,平冤昭雪,安顿人心,请罢斥遣散方士~一充裕国库,富实百姓”。商炜在《汉武帝与“巫蛊之祸”》文中则认为:田千秋“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称,逾于前后数公”,正好符合武帝转变政策的思想。杨育坤和李泽生在《汉之得人,于兹为盛》(((人文杂志》1984年第5)则说道:(田千秋)仅以‘上急变讼太子冤’而获要职。实则并不尽然,就连本传也记载:‘千秋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称,蹄于前后数公。’足证武帝授他以‘不次之位’是以才取人的”。

3、田千秋有无参与受武帝遗诏一事

关于田千秋在武帝临终前究竟有没有参与进入四位辅政大臣行列,一并拜受遗诏一事历来都是一个争论的焦点。此间的说法不外乎就是有和无两种。《汉书》田千秋本传中的确是记录了田千秋受诏一而在东汉荀悦的((汉纪》中也有提及,即荀悦是支持班固的看法除此两处有记录外,后人似乎再难在史料中得以寻获更多的证据。事的就班固本人在《汉书》的撰写中,也只有田千秋的传中记录了这样的情形,并再次由霍光的口中说出来,所谓:“与君侯俱受先帝遗诏”。(《汉书·田千秋传》)。但在书中其他涉及武帝临终托命的纪传当中,却又再也看不到田千秋的身影,更多的倒是霍光受命的正面宣传,实在很难令人理解。而出人意表的是,在这个问题上,历代的史学家却是统一口径,均一致认为田千秋的才能并不足以受遗诏,因此所谓受诏一事难免有杜撰之嫌。北宋司马光在主持编撰《资治通鉴》时,所作的史料考证工作可谓是相当深入细致的,但在书中我们找不到田千秋受遗诏的痕迹。宋代的几位学者纷纷就此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钱时认为:“虽田千秋一言痞主,数月而取宰相封侯亦且不得而与(受诏),于此见帝天资本高”①。而王应麟则认为:“武帝之末,田千秋为相而受遗

诏则光、日碑、莱也,桑弘羊以御史大夫亦拜卧内而千秋不得预焉”②。史学家李煮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引苏辙上书言:“昔汉武帝以车千秋为垂相,至受遗诏辅少主则不以属千秋,必得霍光、金日碑而后可”。说明他也是支持苏辙认为田千秋不得受遗诏的看法的。有了

这几位大家表明立场,后代学者就基本接受了田千秋没有受遗诏的观点了。今人的著作中,我们很难再发现田千秋有无受遗诏的内容记述。如剪伯赞的《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79)、田昌五、安作璋的《秦汉史》(人民出版社1993)以及几本较权威的《中国通史》

都或多或少地提及田千秋这个人物,但对受遗诏之事却是点墨未着。而剪伯赞的《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林剑鸣的《秦汉①宋钱时《两汉笔记.卷五》②宋王应麟《通鉴答问·卷四》6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都明确提到霍光金日碑受遗诏托孤,

却没涉及田千秋。可李源澄的《秦汉史》(商务印书馆1948)则提到霍光等四人拜卧内床下受遗诏之事,并特别指出这种说法是根据霍光传所言辅政之人所记录的,而“车千秋传谓车千秋亦预其列,本纪惟书霍光,余人皆省”。他就比较明确地指出了此事的疑误之处,让读者来分析孰对孰错。除了历史专著外,涉及到此问题的论文有《西汉三公制探论》(汤其领《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511)、《从霍光的政治行为看中国古代权臣的基本特征》(汪建忠《史林》1998年第4)、《汉武帝前后期功过论略》(张振元张忆平《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012)、《汉武帝时期承相频更因由之分析》(王鸣春((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04年第2)、《简评汉武帝的历史功过》(马雪芹《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6)、《论西汉的三次外戚专权及其历史地位》(萧平汉《大连大学学报》2001年第6)、《霍氏家族与西汉中期社会政治》师迪(((历史教学》1997年第12)、《霍光与盐铁会议之关系辨》(黑馄《晋阳学刊》2005年第4)、《霍光现象的警示》(沈潜《炎黄春秋》2001年第3)、《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韩巍《领导文萃》2005年第5)、《论昭宣时期的拨乱反正政策》(高福顺《长白学刊》2003年第2)、《汉代的领尚书事述论》(刘欣尚《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3)、《论汉武帝托孤》(刘曙光《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3)、《论轮台诏》田余庆(((历史研究》1984年第2)。特别是《汉武帝时期垂相频更因由之分析》,作者明确地引用《资治通鉴》的原文来证明田千秋并没有受遗诏,同时也认同了司马光的看法。《论汉武帝托孤》一文从历史事实来论述,认为田千秋不足以担当受遗诏的大任,所以武帝没有选择他是出自本意的。而马雪芹的《简评汉武帝的历史功过》文

中关于田千秋的介绍中,作者认为武帝委任田千秋以托孤重任,即承认其受遗诏一事。田余庆先生在《论轮台诏》一文中,则认为田千秋是与其他四人“并拜卧内”的,即承认田千秋受遗诏事。其他的论文则承认霍光等人的辅政受遗诏行为,并未谈及田千秋。

4、从田千秋与霍光的关系看中外朝的斗争

要研究田千秋在西汉的政治活动,我们就不得不涉及到另一个著名的历史人物霍光,以及他身后的“中朝官”制度。历史事实证明:在武帝临终时浮出水面的霍光集团,对西汉昭宣两朝的政治局势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作用,就是外朝之首的承相田千秋也不得不在他们的气焰中仰人鼻息才得以保全自身,所谓“不肯有所言”(((汉书》本传)。而在这一系列明争暗斗的背后,却是中外朝分立形势的最终确立,并且以中朝引领外朝的态势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而在此间,田千秋与霍光的关系可谓十分微妙。就班固记录的情况,大致是承相处于下风,才不得不说出“唯将军留意,即天下幸甚”的谦卑言辞。昭帝即位初期,霍光冠冕堂皇地对田千秋所说的“今光治内,君侯治外”的内外分职在后来逐步演变为霍光兼治内外的局势,就是一开始的“政事壹决大将军”的情况就足以表现出霍光的贪婪与虚伪。所以田千秋处在权力的夹缝中唯唯度日,却也不是他所愿意选择的生存方

式。剪伯赞的《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79)中说道:“武帝寝疾时,用外戚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武帝死后,霍光又领尚书事。自此以后。大将军和前后左右将军都成为掌握实权的“中朝”官,大将军领尚书事更是权倾内外,垂相虽还有一定的位望,但实际职权就

微不足道了”;而在剪伯赞的《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中,他再次认为“当昭帝时,霍光实际上就是皇帝”,这就很能够说明当时田千秋的无权地位。李源澄的《秦汉史》(商务印书馆1948)则认为“车千秋既避事不敢与霍光抗”,其无权无势的状态只能是要求自保。吕思勉的《秦汉史》也认为在这种状态下,“盖时承相之权,已移于尚书矣”,田千秋确实已经无权在手了。英人崔瑞德和鲁惟一编著的((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则写道“再也没有人能单独对有力量支配帝国政府的大司马霍光的权力挑战了”,当然田千秋也不会例外。祝总斌的《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更是系统分析了霍光为夺承相田千秋之权而亲自建立中朝官以控制外朝行政的来龙去脉,甚至点到了田千秋与霍光冲突时,还由霍光的顾问杜延年求情才得以使承相免祸保全。以上专著所列举的事实基本说明了田千秋是处在霍光的权力光环下苟且度日的。让我们来看看相关的论文又是如何表述这一问题的:刘欣尚在《汉代的领尚书事述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3)认为:霍光是为了考虑对待地位较高的承相田千秋所以才自封领尚书事的,借以达到其控制承相百官实行辅政的目的;而最终其职权己凌驾于承相之上。田余庆的《论轮台诏》(((历史研究》1984年第2)则认为田千秋在盐铁会议上的并无多言的行为“实际上是支持桑弘羊而反对霍光”,使得盐铁之议结束后霍光也没能取得肯定的胜利。这无疑就为其对付田千秋找到了借口,而争夺承相的权力也是势在必行的了。宋超《“霍氏之祸,萌于骏乘”发微》(((史学月刊》2000年第5)认为霍光废帝立帝,权势熏天,为西汉之时前所未有之权臣,俨然是一位无冕之王。乔国华《汉武帝时期中外朝形成过程简析)}(《历史教学》2002年第2)认为霍光大力提拔并依赖内朝官员处理政事,内朝方才正式成为一个凌驾于外朝之上的朝廷处理机构。霍光秉政后也能够公然对当时的垂相田千秋宣称,“始与君侯俱受先帝遗诏,今光治内,君侯治外,宜有以教督,使光毋负天下”。苏瑞卿的《略论霍光灭族之祸》(((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4)也指出了当时的承相车千秋平时谨厚有重德,对霍光专政不置一词。并最终靠“不肯有所言”得以保全地位及身家性命。萧平汉《论西汉的三次外戚专权及其历史地位》(((大连大学学报》2001年第6)说道霍光执掌国政二十年,大权独揽,玩皇帝于股胧之间。虽无皇帝之名,己行皇帝之实。李新城《论秦汉相权之变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7)认为承相车千秋被排除在辅政大臣行列之外。霍光是外戚出身,在几乎整个昭帝时期,独揽朝中大权。当时承相已经显得很无奈。

综上所述,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以承相田千秋为首的外朝只能听命

于内朝来开展工作了。此外,日本学者西岛定生在他的《武帝之死》(《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上古秦汉卷)中华书局199311月第一版)一文中较为详细地描述了他眼中的田千秋。首先,他认为田千秋并无才能,“纯为无能无为的垂相”,接着他认为田千秋是参与了受遗诏一事的,所谓“与承相车千秋并同迁以后事”,“(车千秋)与霍光、金日碑、上官莱共受遗诏,辅佐幼主”。再者,虽然他否定田千秋的才能,却也肯定了他的政治素质,说道:“所谓承相,非徒掌人事,而是和阴阳,序四时,车千秋这样的人物,倒是与之相符”。最后,在与霍光的内朝关系上,西岛定生认为:(车千秋)并且不会引起与内朝的争执”、“垂相车千秋与霍光之间并无矛盾”,因此打击上官莱反叛集团也是不遗余力的。当然,这也是一家之言,有待商榷。以上是多年来学术界涉及田千秋研究的一些学术综述,综合起来大致反映了田千秋以及他所处西汉中期的特色和相关人物的境况。各位学者的论述虽各有所长,但皆欠全面系统的分析。我们从资料中可以看到的往往只是田千秋的一个侧面或是时代的一个剪影,或是具体到某一历史事件的变化;而无法全面系统地看清田千秋的整个仕途历程与其个人的独特政治魅力。就实际情况来说,由于资料较少,研究此问题的工作较难开展,可前人的努力还是为我们提供了有价值的研究方法和相关资料。故本文就在吸收诸位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对田千秋整个仕途历程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对以上涉及的四个与田千秋研究有关的方面资料给予系统地整理。由此来展开笔者的叙述,以还原其本来的历史面貌,最终确定田千秋在历史上的地位。本文以求全面客观地论述田千秋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并分阶段对其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所起的作用进行分析评述,尽力展现这位在西汉历史上留下十二年垂相印迹之人物的历史风采。再者,笔者也想借此文关注一些历史上长期不为人所重视的人物,希望能让更多学者关注他们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与贡献,以拓宽史界的研究视野。

二、田千秋所处的时代背景

研究历史人物,主要的就是在他所处的历史环境下,发掘他所存在的价值与对历史进程所起的作用,最终对他的历史行为和历史地位确定一个客观全面的评价。再者,我们可以把所研究的历史人物放到一个整体的研究系统中,将他和与之类似的人物作比较,最后看他在这个系统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起到了什么作用。而具体到个人时,则首先应从他所处的历史时代背景入手分析。田千秋所处的西汉武帝、昭帝两朝是西汉历史中期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一个充满复杂变化、局势较为动荡的一个时期。就汉武帝刘彻本人来说,这位盛世君主即

位之时正赶上“文景之治”开创的大好局面。亲身经历过这段“文景之治”时期的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有以下体会:“汉兴七十徐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早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康庚皆满,而府库徐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砖外,至腐败不可食”①。他所描述的这样盛世景况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并不多见,幸运的武帝刘彻全盘接收了两位先帝留下的巨额国家财富,为他实现远大抱负以及自己的雄才大略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然而在接下来穷兵默武、奢侈挥霍的五十多年统治中,武帝刘彻征匈奴、讨四夷、封禅泰山、宠幸方士、封赏无度·~…在这些名垂千古的丰功伟业背后,却是耗尽天下的财富。这直接导致原本稳定繁荣的社会经济出现了“海内虚耗,户口减半”②的局面,有的地方甚至重现“人复相食”⑧的情况。在意识到经济方面的问题后,尽管国家采取了积极的措施来补救财政上的弊端,如盐铁官营、更造货币、统

①《史记。平准书》

②《汉书.昭帝纪》

③《汉书·食货志》制五株钱、杨可告络之法等,可也远远不够武帝刘彻的用度。特别是在对自元光六年(129)到征和三年(90)的多次对匈奴的战争中,战争的军费和战后的赏赐费用使得“文景之治”后积累多年的国家财富基本消耗殆尽。在《汉书·食货志》中有这样的记载:“··…其后(元朔二年(127)),卫青岁以数万骑出击匈奴,遂取河南地,筑朔方。时又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晌,率十余钟致一石,散币于邓、焚以辑之。”“此后四年(元朔六年(123)),卫青比岁十余万众击胡,斩捕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而汉军士马死者十余万,兵甲转嘈之费不与焉。”“其明年(元狩二年(121))

发车三万两迎之(浑邪王)。既至,受赏百余巨万。票骑仍再出击胡……于是汉,赐及有功之士。是岁费凡“其明年(元狩四年(119)),大将军、票骑大出击胡,赏赐五十万金,军马死者十余万匹,转潜、车甲之费不与焉。是时财匾,战士颇不得禄矣。”连年的战争军费已然是一个沉重的包袱,其后紧接的又是无度的赏赐,即使再丰厚的经济储备也难以为继。在最后一场战争结束后,武帝刘彻的钱袋子已经捉襟见肘,甚至连战士的粮铜也发不出来。国家的经济如此不堪重负,必然导致平民百姓的生活困苦,也必然会使地主与农民阶级在“文景之治”中一度趋于缓和的矛盾重新激化。在如此严峻的社会矛盾面前,统治者们想到的并不是缓和矛盾,实行仁政,反而施行与文景时期休养生息政策背道而驰的暴政一一重用酷吏对人民进行压制性的统治,以求重构皇权的最高权威。起初,朝廷任用的酷吏只是为了压制扰乱国家秩序的豪强地主,而后随着形势的发展,执法的力度也越趋严苛。单就制定的法律条文就多得惊人,所谓“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①,这些大量的“文书盈于几阁”②,即使是制定者自己也“不能遍睹”③。密布的法网最终导致的只能是大量百姓的株连入狱,无端受害。随后,为扭转国库空而进行的杨可告络则成为政府明目张胆抢夺百姓财产的强盗行为,再一次为老百姓带来了灾难。史称“杨可告络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氏皆遇告。杜周治之,狱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即治郡国络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裨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氏破”④,如此内外交困的景象使人民不得不起来

造反以求活命,于是各地便不断涌现出小规模的农民暴动,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岱之间有坚卢、范生等。这些暴动“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

者,不可胜数也”⑥直接威胁到皇权的统治。面对外族入侵尚且指挥若定的武帝刘彻,在对内斗争中也采取强硬手段进行镇压,他“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⑧,使大批民众“愁亡聊,亡逃山林··一储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⑦。武帝刘彻还多次派遣绣衣使者前往各处督导镇压,并制定“沉命之法”来监督各级官吏剿杀反贼;对于剿灭农民起义不力的各级地方官员处以重刑。这种社会阶级矛盾不断激化的情况一直从武帝执政的中期直到他去世的后元二年(87),给继位的昭帝扔下了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昭帝即位后,整体的社会局势并不乐观,班固认为当时是“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⑧。虽然武帝刘彻在其统治后期进行了一些缓和社会矛盾的政策调整,但只是对整个残局进行小修小补,并没有取

得实质性的转变。如此沉重的责任根本无法让只有八岁的昭帝来承

①《汉书·刑法志》

②同①

③《汉书·刑法志》

④《汉书.食货志》

⑥《汉书。酷吏传》

⑥同③

⑦同③

⑧《汉书·昭帝纪》

担,所以继续调整统治政策的担子很自然地由霍光、金日碑、上官莱、桑弘羊等几位受遗诏辅助幼主的大臣挑了起来。在此四人中,最受武帝信任的霍光成为整个辅政集团的主心骨,并且随着集团内部矛盾的分化而最终导致了霍光专权。而昭帝在位十二年实行的“与民休息”

政策与他们四人的执政是密切相关的,霍光在此间所起的作用更是举足轻重。据《汉书·昭帝纪》记载:始元元年(86)己亥日,“上耕于钩盾弄田”。对于这件事,为《汉书》作注的应助认为:“时帝年九岁,未能亲耕帝籍,钩盾、宦者近署,故往试耕为戏弄也。”这一政治举动虽是八九岁的孩童之作,但以帝王的亲耕来体现国家对农业发展的重视,对国家的统治有着积极的示范作用。接着,始元二年(85),国家又“诏毋令民出今年田租”①,给农民的生产纤解了经济压力。这些休养生息政策的出台,表明霍光己然忠实地执行

了武帝刘彻临终交待的“方今之务,在于力农”②政策。具体说来,也就是《汉书·昭帝纪》所说的“光知时务之要,轻摇薄赋,与民休息”。这种政策的实行最终促使了“昭宣中兴”局面的出现。而本文的主角田千秋就是在这个过渡期间出现的一位对这段历史有重大影

响的人物。在笔者看来,田千秋是个历史的幸运儿。因为就他出现在政治舞台的时间来说,他比先前的一些大臣名士出现的时代要幸运很多。西汉武帝、昭帝两朝之际,朝局的风云变幻并没有先前的所谓“时朝廷多事,督责大臣”③的那些时期那么激烈和难以把握。从“文景之治”到武帝刘彻亲政的那段时期可谓是西汉的全盛时期,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一片大好。而武帝刘彻在甩掉窦太后、王太后和他舅舅垂相田蛤的影响正式掌握朝权时,也正是他立意进取、决心改革的时期。为了摆脱大权独揽的承相田蛤对他的制肘,武帝刘彻建立了中朝官制度,也称内朝官制度。这个制度实际上就是成立一个皇帝的秘书班子,皇

①《汉书·昭帝纪》

②《汉书·食货志》

③《汉书·公孙贺传》帝则通过控制这个出谋划策的秘书班子来统一行使皇权,最终摆脱了以丛相为首的外朝官系统的制肘。在这个时期中,石庆做承相时的尴尬处境或许很能说明外朝官的景况。史称“汉方南诛两越,东击朝鲜,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国多事。天子巡狩海内,修古神祠,封禅,兴礼乐。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温舒之属峻法,兄宽等推文学,九卿更进用事,事不关决于庆”①。就这样所有的政事都几乎不需要经垂相过问的情况下,石庆还是抱着“醇谨而已。在位九岁,无能有所匡言”②的态度做好自己的承相,以清静无为的态度处世度日。虽然他的谨慎使之得以终老相位,但还是在执政中多次受到武帝刘彻的谴责,不免终日提心吊胆。田千秋没有赶上武帝刘彻开拓进取的那些年头,却因使他家破人亡、悔疚终生的“巫蛊之祸”而走上朝堂。在田千秋出任大鸿肿和承相的武帝统治末期,武帝刘彻始终生活在意志消沉的状态中,对过去自己所做的种种错事内疚不已,还下轮台罪己诏以反省自身。故此田千秋这个承相做得比他前任的十一位垂相都要轻松,也过得都要舒心自在,甚至可以说是做得十分幸运。在进入昭帝朝后,八岁的孩子继位根本不可能分清皇权之轻重,而辅政的霍光等人也不会轻易地威胁这个“无为”以避祸的行政首脑的地位,所以接下来的八年他也始终是在风平浪静的政治环境中安全度过的,以至老死相位得以全身而

终。

三、汉武帝时期的田千秋

1、“巫蛊之祸”(征和元年十一月一一征和三年九月)我们先来看看田千秋的出身背景:他本为先秦田氏的后裔,算得是上是名门望族之后。西汉立国之后,田氏的祖先被迁徙到了高祖刘

邦的陵墓一一长陵一带居住。《汉书·地理志》这样记述:“汉兴,立都长安,徙齐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所以笔者认为田千秋应该是在长陵这个地区成长起来的,而就后来的种种经历看来,他

①《汉书·石庆传》

②同①本人也因为长陵这个地方而发家致仕。无论是高庙寝郎还是长陵令,这些官职似乎都说明了田千秋的因长陵而走上朝堂①。可他出现在武帝刘彻的视野初期只不过是个位卑职微的小官,手上不可能有多大的政治筹码能用于政局的博弈,故此他不得不寻找出手的时间和方式。这时,席卷朝野的“巫蛊之祸”给他提供了极佳的契机。征和元年(92)十一月,备受武帝宠信的债臣江充仗着主子的威严在京城大肆搜查巫蛊,“将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蛊及夜祠,视鬼,染污令有处,辄收捕验治,烧铁钳灼,强服之。民转相诬以巫蛊,吏辄劫以大逆亡道,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②。在完成这一步骇人听闻的工作后,他又将矛头指向了与他有旧怨的太子刘据身上,“因言宫中有蛊气,先治后宫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遂掘蛊于太子宫,得桐木人”③。在这种所谓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恐惧不已的太子刘据率先动手,矫旨发兵把江充给捕杀了,并与承相刘屈鳌展开大战。得知消息的武帝刘彻并没有问明情况,以为是太子起兵造反,便“赐承相玺书曰:‘捕斩反者,自有赏罚。以牛车为槽,毋接短兵,多杀伤士众。坚闭城门,毋令反者得出。”,④在强大的平叛军面前,太子刘据根本无法抵抗,最终落得兵败逃亡,母亲卫后自杀身亡。而后由于朝廷不断地搜捕追杀,很快太子刘据便被官府发觉,“太子自度不得脱,即入室距户自经”⑥而死。自太子死后,皇位的继位人选便

成了各方势力的博弈热点,承相刘屈趁与贰师将军李广利便密谋“早请昌邑王为太子”。⑥当时,关于“巫蛊之祸”的调查行动并未结束,内者令郭攘“告垂相夫人以承相数有谴,使巫祠社,祝诅主上,有恶

①我们现在可以找到关于田千秋其人最早的历史文献材料是司马迁的《史记“田叔列传》。书中记载:“司直田仁主闭守城门,坐纵太子,下吏诛死。仁发兵,长陵令车千秋上变仁,仁族死.”就此材料看来,田千秋(即车千秋)时任长陵令。但后人张照考证史纪此条材料时提出:“按此三句中必有讹脱,既以坐纵太子诛,岂又以车千秋讼太子宽而更族诛乎?况文亦不类。”而清人赵冀则认为此条材料“文既繁复,且不可解”.清人崔适说道:“此说亦可为非才妄续之证,今并删。”《史记会注考证》一书则综合了上述意见,认为“本陵下无令字,变下不重仁字”。这与《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中记载的“田千秋,家在长陵,以故高庙寝郎上书谏武帝”一文较为吻合,或可证上文确有讹误,则田千秋确实没有担任过长陵令.

②《汉书.江充传》

③同②

④《汉书.刘屈绝传》

⑤《汉书·决太子传》

⑥同④

l6诏︸言”①,追查之下又发现了刘屈鳌与李广利的阴谋。于是武帝下令“载屈鳌厨车以拘,要斩东市,妻子袅首华阳街。贰师将军妻子亦收…宗族遂灭”②。至此,横扫西汉政府统治集团内部的这场祸乱才得以告一段落。老子曰:“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这句话用来形容“巫蛊之祸”导致的西汉朝廷内部大分裂的形势却是适合不过。随着一系列的人头落地,那群反对太子起兵,并在对决太子作战中的所谓战功显赫的功臣则纷纷得到了封赏,如“侍郎莽通获反将如侯,长安男子景建从通获少傅石德,可谓元功矣。大鸿肿商丘成力战获反将张光。其封通为重合侯,建为德侯,成为柱侯”③。随后在围捕太子的过程中,仅仅是出了微薄之力的李寿、张富昌等人也得到武帝刘彻的封赏一一“其封李寿为邢侯,张富昌为题侯”④。与众人做法不同的是,此时此刻的田千秋在经过一轮深思熟虑之后居然采取放手一博的做法,在寥寥无几的为决太子说情者的阵营中表明立场支持太子,无疑是以自己的身家性命来赌取甚至连他自己都预料不了的大祸或是大福。幸运的是,彻底醒悟的武帝刘彻及时眷顾了这个不怕惹祸上身的赌徒;这样的一场政治大博弈也最终以田千秋的一日九迁而落幕。据《汉书·田千秋传》记载:“会卫太子为江充所潜败,久之,千秋上急变讼太子冤”。这个“久之”二字实在是耐人寻味,这就充分清楚说明了田千秋在上书前是做过政局分析的,也说明了他并没有鲁莽冲动地走这步颇具分量的棋,而是思考良久后才做的决定。

赌博是要看准时机,是要捏住合适的筹码的。如果一个赌徒象个无头苍蝇般无目的仅凭运气乱撞是不可能在赌博中获胜的,尤其这场是关乎身家性命的政治赌博。“巫蛊之祸”之株连众多确实可能连武帝刘彻也无法想象,而要命的是他的家人、亲信、宠臣几乎都因为这场变故而伤亡殆尽。在世人眼中,此刻已经杀红了眼的武帝刘彻性情

①《汉书·刘屈绝传》

②同①

③《汉书·决太子传》

④同③

l7更加变得反复无常,根本没人愿意在这种情况下触动逆鳞。大家深知这位皇帝此时变幻莫测的一个念头既可以让人飞黄腾达,也可以让人丧家灭族。比如在看了田千秋的上书后,武帝刘彻“乃大感痞”,①提拔了这位冒死上书的忠直之臣。而往先因剿灭太子党羽而升迁为官为侯的各位功臣却因当初的“功绩”而落得杀身之祸:~一族灭江充家,焚苏文于横桥上,及泉鸡里加兵刃于太子者,初为北地太守,后族……”②。同样的人和事,在武帝刘彻的一个念头转变后的结局却是天壤之别。封建君主的意志与皇权的紧密联系不得不成为当时朝野考虑的热点问题,由此也可以看出“上怒甚,群下忧惧,不知所出”⑧所反映的“巫蛊之祸”后的群臣人心惶惶,以致根本没人敢对朝政或是决太子的冤情表明自己的立场。这个时刻对于田千秋来说风险也是一样的,他的上书一样要经受起皇权和君主意志的考验。前面所引用

的“久之”二字也体现在这个生死抉择的关口当中,所以田千秋并不急于上书,而是要考察局势以相机而动。此时反倒是壶关三老(令狐)茂率先上书为太子的冤情进行辩解,出人意料的是他的书信没有招来杀身之祸,却开始使得“天子感察”④,对太子的怜惜之情也随之产

生。在看到这个微妙的变化后,田千秋便开始准备自己的上书,同时也要猜度武帝刘彻在看了(令狐)茂的上书后心情与看法会起什么样的变化。在一切的准备工作都完成之后,田千秋才抛出了自己的筹码,正式以高庙寝郎的身份上书“讼太子冤”⑥。作为一个政治赌徒,田千秋深知前人的上书为太子辩解得到的只是武帝刘彻的感动与肯定,所以他的这次带有投机与赌博性质的上书还应该凭借个人的技巧来取得成功。他明白这次的赌博其实并不是一

味的投机,有时还应该借助怪力乱神之说来增加其神秘色彩和可信程度。而田千秋在面见皇帝之前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渲染准备一一把一切

《汉书·田千秋传》

《汉书·决太子传》

同②

同②

同①①②③④⑤

的责任推到鬼神身上。这样一来,自己如果是获罪领祸,那么罪在鬼神之说;如果自己因此领功受赏,那么把功劳归于神鬼则显得自己谦卑诚恳。无论是哪种结果,他均可成功脱身获利。其实,田千秋的这次赌博最关键的一点还在于他抓住了武帝刘彻的思子之心,或者说他

把握住了武帝刘彻此时的心情和往常的习惯。很简单,如果刘彻此时不是因为之前(令狐)茂的上书已经有所感动而至“知太子惶恐无他意”①的话,田千秋的上书再诚恳再切情也是达不到“()乃大感痞”的效果的;再者,如果刘彻不是一直都深信鬼神之说,一直热衷于方

士神仙之术,他也不会相信巫蛊给人带来的危害和太子等人用巫蛊谋逆的所谓事实。这位高庙寝郎恰到好处地把握住了他的主子的心理特点,便以一击即中的方式取得了大富贵。俗语说“欲求生富贵,需下死功夫”。历史证明了田千秋的功夫并没有白费,可在荣华富贵的背后却是一番苦心经营。我们姑且不论他的那篇上书写得是否感人至深,或者关键的一句只是“子弄父兵,罪当答;天子之子过误杀人,当何罢哉!”②,这个只是一个很客观的因素。可他这样与众不同的行为却是触动了武帝的思子情慷,也使得君主的目光注意到了这个上书的小官吏。田千秋在上书中把一切他个人的言行推给了鬼神,那就是他书中所说的“臣尝梦见一白头翁教臣言”③。看到这里,深信鬼神之说的武帝刘彻当然会联系到这个小官的职位一一高庙寝郎。而就是因为这个与高祖神灵最接近的人上书说这是神仙,或者肯定是祖先高祖刘邦托梦教他说的,而不是他自己说的,那或多或少都会使得武帝刘彻对这个未曾见面的小官产生浓厚的兴趣和好感。果然,在接见田千秋时他见到此人“长八尺余,体貌甚丽”,不禁“见而说之”④,最终对高祖托梦之说深信不疑。武帝刘彻对田千秋的上书表示充分肯定,说道:“父子之间,人所难言也,

《汉书·决太子传》

《汉书·田千秋传》

同②

同②①②③④

公独明其不然。此高庙神灵使公教我,公当遂为吾辅佐。”①此话乍看似乎没什么特别,其实关键就在于武帝刘彻深信了高庙神灵,也就是他的先祖刘邦对他剿灭太子的行为也表示不赞同,特意推荐这个小官来帮助他,并借他的口来传达意见。对于一个深信鬼神之说的皇帝

来说,祖先的显灵托梦预示着上天的旨意,因此武帝刘彻是不敢不从的。更重要的一点是田千秋的上书实际上为武帝刘彻思子的情怀解开了一个死结,同时也给予了武帝刘彻一个非常恰到好处的台阶,给予他一个非常冠冕堂皇的借口一一先祖圣谕来结束这场无休止的“巫

蛊之祸”,以便于对全国臣民作出合理的交待。最为关键的一点则是与决太子的交战是武帝刘彻亲自首肯的,而现在做父亲的最终体会到儿子的无辜和冤屈,体会到老年丧子的悲痛。除了不断地杀人和怀念,这位可怜的君父更需要一个机会来正大光明而又不失面子地来排解

心中的无限悲凄之情,更需要一个机会来为自己亲生儿子平反,更需要尽快地结束这场牵连自己的皇后、子女以及两位承相和无数无辜百姓的祸乱。可此中较为困难的是儿子的罪名是自己钦定的,再由自己的口说出儿子的冤屈似乎不太体面,往下对群臣百姓也难以交待。可

这些话如果是由更适合的人口中说出来的话,那自己下台阶、想儿子的举动就方便体面多了,也就比自己亲手推翻之前的裁判要合适得多。所以我们可以推测武帝刘彻似乎一直在等待这样一个台阶,这样一个完美无暇的借口。我们所看到的这步君臣相互配合的棋走得相当精妙,田千秋为官的长处和他自身的政治魅力也在此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汉书·决太子传》中记述了壶关三老(令狐)茂给武帝上书中较为详细的内容,书中所表述的“子无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为汉遭嗣,承万世之业,体祖宗之重,亲则皇帝之宗子也~·…往者江充谗杀赵太子,天下莫不闻,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过太子,发盛怒··一唯陛下宽心慰意,少察所亲,毋患太子之非”等极为恳切的①《汉书。田千秋传》语句实际上也是“父子之间,人所难言也,公独明其不然”①的一些精髓所在。说白了就是田千秋的上书不过是拾人牙慧,照本宣科,但武帝刘彻并没有把如此重要的评价放在(令狐)茂的书中,却给予了田千秋所奏的书中。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武帝刘彻对田千秋的肯定并不在于他的上书是否写得精彩绝伦,而只在于评语后面的“公当遂为吾辅佐”②一句,这也是刘彻之所以对田千秋那么重视欣赏的原因。有了这样的一个会处世为人的助手,在适当的时候给了自己一个便于面对全国百姓下台的台阶,那么报答他的恩德只是迟早的事情。所以,武帝刘彻在接见田千秋后“立拜千秋为大鸿护”③,使之位列九卿;而后“遂代刘屈鳌为承相”④。在世人眼中,刘彻给予了田千秋最尊贵的殊荣与待遇的原因只是因为他的一封上书。连当时的匈奴单于也对此事抱着同样的看法,认为:“汉置承相,非用贤也,妄一男子上书即得之矣。”⑥但他看到的只是表面的事实,而旁观者确实很难掂量出这封看似简单的上书背后隐含着多少政治因素与人情世故。这对于当局者武帝刘彻来说,实在是一封能解燃眉之急的救命书信。在他眼中看来,用再大的如三公九卿之类的荣华富贵来交换这样的一个机会都是值得的。班固说田千秋“特以一言痞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尝有也。”⑥就是这场几乎不太等价的富贵赌博,却是以田千秋自己的精明所创造的,尽管这个过程好像没有体现他其他方面的过人才能,但就这样幸运的仕途的确不得不使很多蝇营狗苟的同僚们羡慕和汗颜。当然,从更深的层次看来,田千秋之所以能以上书来成功地博取富贵,与当时的“巫蛊之祸”后专制皇权的高度集中也是密不可分的。就当时的政治形势来说,正常的选拔任用官员的察举制已难以发挥其作用,也就是在如果在和平的环境中,正常的程序下选拔,田千秋就不太可能有出头的一天。只有在这种朝局动荡,皇权至上,制度

①《汉书·田千秋传》

②同①

③同①

④同①

⑤同①

⑥同①

2I荒废的特殊情况下,他的政治赌博才有意义。

2、从大鸿护到垂相(征和三年九月一一征和四年六月)征和三年(90)九月,在召见了这位胆敢为太子鸣冤叫屈的高庙寝郎后,武帝刘彻“立拜千秋为大鸿护”。颜师古为此句作注

时点明:“当其立见而即拜之,言不移时也。”或许连田千秋自己也预料不到,一封简单的上书居然能为其带来九卿之一大鸿肿的丰厚爵禄。要知道,在此之前的田千秋只是一个小小的高庙寝郎,具体的工作职责是看守汉高祖刘邦的庙。按《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记道:“奉

常,秦官,掌宗庙礼仪,有承。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属官……诸庙寝园食宫令长承”,又“汉有诸陵园寝官,属太常”,由此而知当时的田千秋应该是九卿中太常的属官,而不是大鸿护的属官。为什么会摧拜一个太常的属官出任大鸿肿的职位呢?从之后的发展来看,田千秋在数月后即成为承相,则大鸿肿这个官职可能是武帝刘彻的权宜之计,准确的来说是一个跳板和缓冲。但即使是一个跳板,也不至于由武帝刘彻随意任命。就大鸿护一职而言,其在国家的统治秩序中地位也是比较重要的,相当于国家的外交部长和王室礼仪的主持人。史载:

大鸿护“(原名)典客,秦官,掌诸归义蛮夷”①,又“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诸侯及四方归义蛮夷。其郊庙行礼,赞导,请行事,既可,以命群司。诸王入朝,当郊迎,典其礼仪。及郡国上计,匡四方来,亦属焉。皇子拜王,赞授印缓。及拜诸侯、诸侯嗣子及四方夷狄封者,台下鸿护召拜之。王莞则使吊之,及拜王嗣”②,再“鸿护本故典客,掌礼,鸿,大也,肿,陈次序也,欲以大礼陈序宾客~一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为大鸿护

国家体面和对外关系的事情”⑧。所以,大鸿肿所涉及的均为关系到应该不会随意授人。再者从高庙寝郎到大鸿肿的提升过程也并不是提升的主序列,笔者注意到按现在的话

来说就是没有对口对线来提升。针对这个问题笔者做一个简要的分

①《汉书·百官公卿表》

②《后汉书·百官志》

③《艺文类聚·职官五·鸿护》

析,大概能够得出了以下两个原因:首先,如果武帝刘彻一开始就要任命田千秋为丛相的话,从几百石的小官提拔到这样位高权重的职位是需要一个过渡期的,即使是皇权的至高无上,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对其进行越级提拔。毕竟当时承相一职还是国家行政序列中最尊荣显贵的位置,一下子把并无多大功劳的一个小官提拔到这个位置并不妥当,这里就需要一个过程。而在此之前,西汉的各位承相也并没有从低级官吏一下子越级提拔为承相的先例,这次的提拔当然也不能例外。从选任丛相要考虑的官员级别来看,田千秋的诸位前任承相大多是由中二千石以上的级别升迁上来的,最起码也要是地方太守或者是三公列侯。以田千秋当时不足二千石级别的高庙寝郎这个职位看来,武帝刘彻就不可能不考虑到提拔承相所需具备的条件一一较高的官员级别。所以,这也可能是武帝刘彻先任命田千秋为大鸿护,而后再把他升迁为承相的原因。我们可以来看看西汉武帝一朝各位承相在升迁之前的职位:承承承窦窦许许田田薛薛公公李李严严赵赵石石公  公刘刘田田相相相婴婴昌昌盼盼泽泽孙孙蔡蔡青青周周庆庆孙  孙屈屈千千姓姓姓        姓弘弘  弘翟翟    翟贺  贺趁趁秋秋

名名名                       

任任任列列太太太太列列御御御御太太太太御御太  太琢琢大大

承承承侯侯常常尉尉侯侯史史史史子子子子史史布卜卜郡郡鸿鸿

相相相        相大大大大少少少少大大  大太太护护

前前前        前夫夫夫夫傅傅傅傅夫夫  夫守守 

官官官                       

爵爵爵                       

由此可知,武帝即使要重用田千秋,一定要一步一步地走完基本的一个提升程序,所以这个问题在武帝刘彻心中是有计划和想法的。虽然他当时的确很感谢也很看重田千秋,但皇权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官僚制度的森严层次,即使有必要提拔也还是要遵循以往的做法。这

个顾虑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却也得到了印证:后来西汉使者出使匈奴时与单于对话,“单于问曰:‘闻汉新拜承相,何用得之?’使者曰:‘以上书言事故。’单于曰:‘苟如是,汉置承相,非用贤也,妄一男子上书即得之矣。’使者还,道单于语。武帝以为辱命,欲下之吏。

良久,乃贯之。”①这就说明了武帝刘彻对如此过快过高提拔田千秋为垂相也感到了不太适合,而匈奴单于就其看到的客观事实一一汉朝皇帝任用一个毫无建树的上书男子为垂相这件事来发表意见也是没错的,的确也不能把罪责降到代为传话的使者身上的。因此,武帝刘

彻只有按部就班地来重用田千秋,先把他提升到九卿的行列,再进行更高一级的跳跃式任命,即使是缩短升迁的时间也要做点政治秀。就当时西汉朝廷的官职空缺来看,经过决太子一役,不少的朝廷官员或死或升迁,就九卿这个级别来说就有部分职位是悬空的,如光禄勋韩说在决太子一役中被太子所杀,光禄勋一职便由此悬空。又如大鸿护商丘成已于征和二年九月升迁为御史大夫,故大鸿护一职暂时也无人担任。虽然田千秋原先担任的是太常的属官,而当时太常靳成还是在位的,那就不存在把他调任太常一职的理由。如果武帝刘彻认为他暂

时可以凭借九卿的职务作为跳板,那么把他安排到悬空出来的大鸿护这个位置是较为适合的。此外,就任职的时间来看,大鸿护一职确实只是作为要升迁为丛相的一个台阶。我们可以假定刘彻从开始就只认为田千秋具备的只是适合担任九卿这个级别的官员的素质,那么把他任命为大鸿肪并没有什么不妥当之处。可在田千秋担任大鸿护期间,把握住了武帝刘彻追

悔往事的恰当时机再次进言,说“方术言神仙者甚众,而无显功,臣请皆罢斥遣之”。②这个建议马上被刘彻接纳,马上“悉罢方士候神人者”③,还“因田千秋言罢方士,下诏陈既往之悔”④。田千秋的再次

①《汉书·田千秋传》

②《资治通鉴·汉纪·武帝征和四年》

③同②

④宋黄震《古今纪要·卷二》

24进言获得的效果较为明显,使武帝刘彻看到了之前迷信鬼神之说的错误,“是后上每对群臣自叹:‘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而己’。”①就此事来看,田千秋是在继续为“巫蛊之祸”的后期影响做进一步的清理工作,把引起“巫蛊之祸”的源泉一一刘彻迷信鬼神思想和身边的方士清理到了国家的政治秩序之外,这样十分有利于整个统治秩序的恢复。当然,田千秋也在此中获得了不少继续晋升的政治筹码,所以才有了之后的一升再升,直至国家的最高权力核心。不管武帝刘彻给予的大鸿护一职究竟

是不是用来考察田千秋的能力和素质,或真的仅仅是为了体面地把他升迁为自己理想的承相人选而做的政治把戏,但田千秋此次独具眼光的政治见解,很有可能就是他赢得相位的关键一步。

3、武帝末年(征和四年六月一一后元二年二月)在被任命为大鸿护的几个月后的征和四年(89)六月,板凳还没坐热的田千秋迎来了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一一坐上垂相的宝座,并被封为富民侯,这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或许更能让人体会到转任大鸿护的资历只不过是个幌子,武帝刘彻需要在承相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上体现田千秋的价值。同时,他也改变一贯以来以封地为侯名的封侯的惯例,给予了田千秋以“富民”之任,所谓“封巫相为富民侯而劝耕农”②。这应该与当时国家经济凋敝,人民生活困苦的社会现状相关,当然也是因为皇帝认识到了自己穷兵默武给人民造成的伤害。他把扭转社会局面的心愿寄托在了这样能以鬼神报梦的新任垂相的身上,也可谓是用心良苦。心愿终归是心愿,事实却还是现实的事情。汉武帝时代的承相己然没有汉初的承相那么好当了,在统治者立意调整统治阶级秩序和政策的时候,先前没有表现出来的皇权相权之间的矛盾也在统治策略的变化中渐渐凸现出来。其重要表现为在高祖、惠帝、文景时期共七十年间被任为承相的萧何、曹参、王陵等十三人中,有五人死于任内,其余八人以免官辞职等情

①《资治通鉴·汉纪·武帝征和四年》

②《汉纪·孝武皇帝纪第十五》

25况离开相位后,基本上都可以安度余生,在其政治生命中也算划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而在武帝在位的五十四年里,承相一职如走马灯似的换了十二人,其中五人获罪而死,被免职可以安度余生的只有七人。由此可见承相的位置已经不是那么好坐了,皇帝对承相的尊崇礼遇也大不如前。西汉前期,尤其是在武帝刘彻继位之前,承相一职多由功臣出身的人物担任,他们在朝堂之上举足轻重,位极人臣,为臣民中的最高级官员,行“掌承天子助理万机”之职责。承相的职权在汉初往往也大得惊人,《史记·陈承相世家》记载了汉初一代名相陈平对承相一职的理解,他认为:“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因此当时一切国事皆归承相管辖,有时候皇帝还要对他们礼遇有加。史载:“绛侯(周勃)为承相,朝罢趋出,意得甚。上(汉文帝)礼之恭,常自送之”

①.      或许文帝刘恒对周勃的敬意是出自真心,但毕竟皇帝与臣下的尊卑是要分清楚的,即使是对垂相也不能过渡纵容。时任郎中的袁盎就看出了此中的不当之处,于是他对文帝刘恒进谏:“承相如有骄主色。陛下谦让,臣主失礼,窃为陛下不取也。

②”此后上朝,接纳了建议的文帝刘恒对垂相摆出的则是另一个态势“上益庄,承相益畏。③”这样才使得君臣之分得到了体现。到了汉武帝刘彻时,承相的受尊敬程度就进一步下降了。承相公孙弘要晋见时,“上或时不冠”

④。可到接见位列九卿的汲黯时,武帝刘彻倒是“不冠不见也”

⑥。一个丛相的受尊敬程度居然比不上一个主爵都尉,可见当时承相的地位是何等低下了英国人洛克在《政府论》中谈到了君主专制的权力问题,认为“它(君主绝对权力)高出人世间的一切东西,达到了人们连想都想不到《汉书。袁盎传》

同①

同①

《汉书.汲黯传》

同④①②③④⑤

的程度,甚至连约束无限神抵的誓言也不能局限它。但是,如果这个基础崩溃了,他的整个结构便跟着倒塌……”。①深黯此理的刘彻即位后,碍于当时的政治局势和自身的力量薄弱,对他舅舅武安侯承相田蛤的所作所为一直忍气吞声。而这位仅凭帝舅身份才得到承相之位的

田蛤自恃功高位殊,骄横跋息,丝毫不把侄儿刘彻放在眼里。史载:“当是时,承相入奏事,语移日,所言皆听。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尽未?吾亦欲除吏。’尝请考工地益宅,上怒曰:‘遂取武库!’是后乃退”②。从这一事实可以看出田蛤已经把武帝刘彻气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了。这与封建统治中宣扬的“尊君”的思想已是背道而驰了。而且田蛤还背着武帝大肆收受贿赂,更以私仇置灌夫、窦婴于弃市灭族之刑。而其最终病死相位后,收受淮南王财物并与之私交的事情被武帝得知,“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③”可见最后时刻,武帝对他这位舅舅的所作所为已经痛恨之极了。而之前对他的宽容仅仅是因为母亲王太后的原因,由此武帝深刻感受到皇权受制时的不快和不便。为了重建皇权的权威,对于这些处于国家行政体制中的“二把手”,皇帝已经不再容忍他们对皇权的冒犯,

也不再给予优待;而是以大量启用品秩较低的官员,给他们加上各种名号,进入禁中,参与决策。最终建立起更容易为自己所控制“中朝官”制度来取代承相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首要地位,并逐步把以承相为首的外朝的政治实力降到较低的水平。据《汉官仪》记载:“汉兴,

置大将军,位承相上”,又“武帝以卫青为大将军,位在公上”。中朝官大司马的地位居然在承相之上,其权力之大、与君主关系之亲密也是同时期的垂相无法与之比拟的。除此之外,当时不少文学之士被武帝选拔进入内廷,作为皇帝的秘书班子。他们仗着有皇帝撑腰,对外

朝官的尊重程度也每况愈下。公孙弘为御史大夫时,曾数次上谏朝廷罢设苍海、朔方郡,武帝刘彻“乃使朱买臣等难弘置朔方之便。发十「英」洛克《政府论》P6商务印书局198211月第一版《汉书。田蚜传》

同②②③

策,弘不得一”①,这场辩论最后以公孙弘的谢罪告终。后来公孙弘为承相时,奏言:“禁民亡得挟弓弩便”。武帝让大家对此议论发表看法,“吾丘寿王对曰:‘大不便’。书奏,上以难承相公孙弘,弘汕服焉”②。当时朱买臣、吾丘寿王等人的职位远在御史大夫之下,可气

焰却完全盖过了位列三公的公孙弘,内朝官的权势与其自身的政治地位也就可想而知。再者,中朝官中很多能人志士对国家的稳定作出过积极的贡献,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也就越发重要。史称淮南王刘安意欲谋反时,曾计划“一日发兵,使人即刺杀大将军青,而说

承相弘下之,如发蒙耳”③。就历史现实看来,为了削弱相权,武帝刘彻所采取的这种内外分权的方式最终使得承相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减低到他自己能够接受的程度。按钱穆的话来说,武帝刘彻甚至于“连宰相的事都由他管了”④。在这种情况下,田千秋得到的

承相之位就谈不上是什么香悖悖了,还很可能是个烫手的山芋。从垂相选拔的情况来看,汉武帝后期的承相已不再是由列侯或御史大夫担任,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垂相的选拔已经不太注重出身和官职了。田千秋的两位前任之一的公孙贺是由太仆升任承相的,他这个太仆之位是因积军功和得到武帝刘彻的宠幸获得的;而另一位承相刘屈趁则是由琢郡太守的任上升任的,升迁的原因似乎跟他与武帝刘彻的亲戚关系有点联系,可至于他之前的任职历程等情况却是“不知其始所以进”⑥。选拔承相的程序居然如此马虎,这个位置究竟有多重要

或许可见一斑。在《汉书·公孙贺传》有这样一段话:“承相李蔡、以此看来,严青翟、赵周三人比坐事死。石庆虽以谨得终自公孙弘后,,然数被谴。”承相被皇帝的尊崇程度也无法跟汉初相比的公孙贺并不以此为荣,甚至还哭着不想担任这个职务因此获得相位。至于刘屈鳌担任垂相的时候,武帝刘彻是以他为左承相,并“分承相长史为两府,《汉书·公孙弘传》《汉书·吾丘寿王传》《史记淮南衡山列传》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P29三联书店200年版《汉书·刘屈趁传》①②③④⑤以待天下远方之选。①”颜师古认为这是要“待得贤人当拜为右压相”②。也就是说武帝是打算重置左右二垂相的,只是随后发生“巫蛊之祸”把这一计划打乱而已。由于任用承相的标准大大降低了,武帝中后期承相的品行也就不如汉初诸垂相了。征和二年,公孙贺因儿子公孙敬声不法之事受牵连,并有诅咒皇上的罪行。于是父子一并被征下狱死,更被灭族。而被任命为左承相的刘屈鳌因决太子之祸已经数次受到武帝的责备。后来,武帝严令追捕与巫蛊之罪相关的官员,内者令郭攘向武帝告发了承相与贰师将军大逆不道的罪行,使之丧家灭族。而之前的几位承相的日子其实也并不好过,元狩五年,垂相李蔡盗取三顷诏赐家地卖钱四十余万,又盗取神道地一亩。罪当下狱,而后他不得不在狱中自杀而死。武强侯严青翟以太子太傅接位为丛相,后因与三长史合谋陷害御史大

夫张汤而被逼自杀。元鼎五年九月,严青翟的继任者高陵侯承相赵周因明知列侯所献黄金不足却不上报而获罪,被捕下狱自杀。其后,御史大夫石庆被任命为承相,史称他“文深审谨,无它大略”③,最后得以老死相位。就是这样一个谨慎办事的承相,他的日子也好不到哪

去。结合以上种种情况来分析,田千秋接任的这个相位并不是一个好位子,甚至不是一个值得羡慕的经历。但只要回过头来看看武帝一朝,多少名垂青史的大臣如汲黯、张汤、儿宽、杜周、韩安国等人终其一生,都无法企及那望眼欲穿的相位。他们治国理政的才能与田千秋相比肯定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因个人的际遇、性格、驾驭权术的本领等方面的差异最终与垂相宝座失之交臂。他们有的贵为九卿,有的则位列三公,颇有点履至尊而制六合的味道。可即使他们再尊贵,也还是比不上田千秋这种在极短时间内被越级提拔为承相的经历。这种幸运的确是“世未尝有也”,不得不被后世人所赞叹。

①《汉书·刘屈绝传》

②《汉书·刘屈笼传》注

③《汉书.石庆传》在当上了垂相之后,田千秋意识到自己的角色已然改变,不能尸位素餐,而是要认真履行自身的职务,协助武帝刘彻处理国家政务。但由于当时政务都让中朝官霍光、金日碑、桑弘羊等人把持着,田千秋这位政府的名义行政首脑就只能打打擦边球,把握住一些不太敏感的问题。史称当时:“千秋始视事,见上连年治太子狱,诛罚尤多,群下恐惧,思欲宽广上意,尉安众庶”①。对于田千秋来说,他从一个小官一跃而成为承相,行政能力方面会不会马上有突飞猛进的提升我们不得而知。就个人而言,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从小吏成长为位极人臣的高官,同时其自身的政治素质也随身份的提高而有所改变的话,几乎不太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尤其是当时垂相的位置己不再权重一时,很多政务都轮不到承相去管了,或者说田千秋需要扮演的只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外朝官统领的角色。而他却很好地做到了他要做的事情,做一些看似无关痛痒的事情。首先,针对当时依然动荡不安的时局,田千秋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认为这样的人心惶惶的景况如果长期存在,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都是不利的,甚至会进一步影响到已经较为紧张的君臣关系。因此有必要让武帝刘彻先平静下来,使他心中对“巫蛊之祸”这一揪心之痛的那根紧绷的弦能够最终松弛下来。只有这样,才能使当臣子的不再天天惶恐不安,才能使已经混乱了几年的朝政回复到安定的状态中来。于是,田千秋便率领御史、中二千石等官员“共上寿颂德美,劝上施恩惠,缓刑罚,玩听音乐,养志和神,为天下自虞乐。②”一言以蔽之,就是由他带领群臣劝皇帝要为自身健康着想,及时行乐,放松心情,不要再为之前的烦恼而跟自己过不去。在皇帝的身心得到充分放松的前提下,对治太子狱一案不要再紧追不舍,而是要以最大的宽容来广播恩德,使紧张不已的人们的心情也随着君主的开怀而放松。在很多人眼中,田千秋的这次率群臣上寿的行为实在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甚至于被看作是对武帝刘彻极尽阿诀奉承之能事,是田

①《汉书·田千秋传》②同①

30千秋为进一步提高身价和在皇帝心中的位置而做的又一场政治投机秀。而武帝刘彻似乎对这次的上寿事件不太领情,没有接受群臣关于要求自己享乐放松的建议;而是以平和愧疚的心情对“巫蛊之祸”中的过错和造成的破坏进行反省,并要求承相、二千石等大小官员要尽好自己的职责,不用过于在意自己的心情。其实武帝刘彻在诏书中说的也都是客套话,他心里其实十分欣赏丛相等人对自己的关切。姑且不论这种关切后面隐含着多少政治目的,但对一位刚刚经历丧失亲人的年迈的父亲,一位被臣子谋逆的自认为一世英明的皇帝来说,这样的痛苦只有自己内心才是最清楚的。更可悲的是,这样的痛苦几乎是由自己一手造成的,结局可以用众叛亲离来形容。这些一连串的灾难打击几乎击垮了这位盛世君主,他现在所经受的可谓是他一生中最大的痛苦,即便很多人认为这样的痛苦是他清洗卫氏外戚势力的结果,是自己一手造成的。但是对于一个奋斗了大半辈子的皇帝来说,此时的刘彻完全有理由进行休息享乐,不再背负那么沉重的思想和感情包袱。可现今国家经济凋敝,百业俱废的社会现实却又不允许他继续着安奢淫逸的生活。之前武帝刘彻己经否决了垂相田千秋、搜粟都尉桑弘羊等人关于在轮台设立军事性屯田的建议,其实他心里也清楚即使建议再好也是汉王朝所负担不起的。而这次对压相等人关于转变生活模式的建议虽然好像是采取了不太领情的应对方式,但其实内心对于大臣的关切还是默默领受的。而事实证明,田千秋的的分析其实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由于治太子狱一事株连的人太多,并且在武帝刘彻的喜怒无常中涉及到同情与反对太子的两大阵营,使得朝廷众人惶惶不可终日。如与江充交好并与在与庆太子作战中立功封为重合侯的莽通、莽何罗兄弟在得知江充族家党羽被灭时,害怕株连到自身,居然挺而走险密谋作乱,意图刺杀武帝刘彻。多亏金日碑舍身护主,刘彻才免去一劫。所以就当时的情况看来,消除群臣心中的恐惧与隐患也可谓是朝廷较为急迫的举

措。田千秋的顾虑和分析是正确的,承相的职责也算履行得比较到位。但经过这次的群臣上寿后,田千秋就几乎没有再为国家大事向刘彻上书进言,而是采取缄默不语的态度来做好他自己的这个垂相,直到武帝病逝。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他改变了政治态度,我们不得而知。可也有人认为是他在抱刘彻大腿,拍刘彻马屁的行为遭到挫败后被迫养成的一种谨言慎行的素质,以求得下次的投机机会,可惜在武帝一朝他已经再也等不到这样的时机了。

4、武帝临终前后(后元二年二月)后元二年(87)二月,西汉鼎盛时期的主宰者武帝刘彻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对于曾经宠信照顾过他的这位主子将要离世,做了几年承相的田千秋估计心里很不是滋味。但不管怎样,他得以顺利通过武帝一朝的考核,安然无恙地进入到下一个皇帝的服务班子当中,对于他所担任的这个备受瞩目的职务而言他还是幸运的。笔者认为田千秋之所以没有象他的几位前任那样在相位上栽跟头,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这种安稳的承相生活是由当时的政治情况所决定的,在他担任承相的四年间国家并没有出现大的动乱,局势相对比较稳定。社会经济开始从最低点缓慢回升,而整个统治秩序在遭受“巫蛊之祸”的毁灭性打击后得以重新建立。国家的政令基本遵循武帝刘彻在轮台“罪己“诏中所主张的“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己”①的意见,政府大力提倡农耕以恢复生产,把过度征战给国家经济带来的创伤一点点的缝合。同时,刘彻又封承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②,由此可见“富民”二字在这位非常时期的承相身上所寄托的这位君王对人民愧疚不已的情怀。此外,武帝又以赵过为搜粟都尉,推广他所创建的代田法,为农业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这一系列的措施都表明,此时的西汉政府己经把之前所主张的崇尚武功、开拓进取的政策转变为重视农耕、休养生息这八个字上了。经过这些根本政策的调整,对匈奴

①《汉书·西域传》②同①

等外族的作战计划也在这个时期基本停止了,国家的战略目标也随之从进攻改为防御,避免国家经济被战乱再次冲击。短短的四年间,国家平安无事,人民积极恢复生产,对外战争也得以避免。这样的政治、经济、军事都处于平和稳定阶段的景象在武帝一朝可谓是凤毛麟角,而此时的承相相信一定比之前的要好当得多。没有过多的政治考验,也没有具体的旨意要求田千秋要做什么政策调整,或者因职权所限也根本轮不到他来插嘴。虽然四年的政治经验可能已经使这位只善于跟神鬼打交道的小官吏成长为能担当重任的胧股之臣,但毕竟体制已经

改变了,名义上的政府执政官最需要做的可能只是继续保持政策的稳定,保障各项利民富国的措施能随政令落到实处就行了。所谓太平年当太平官,田千秋在四年间能遇到的政治挑战与斗争考验几乎是微不足道的,因此他这个武帝末年的压相当得比之前的哪位压相都要安

稳,当得比之前的哪位承相都要舒心。第二个原因则来自于武帝刘彻。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当年雄霸海内的英雄气概在“巫蛊之祸”中已经磨灭殆尽了,他经历得更多的是亲人卫皇后、决太子刘据的含冤莫白,是承相刘屈尾、贰师将军李广利的谋逆大作,是近身侍卫莽通、莽何罗兄弟的拭主犯上·”…还有的则是多次出击匈奴给国家带来的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这一切都不时地在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帝王心中翻起波浪,由此才激发了他要下轮台“罪己”诏的决心,以诚恳愧疚地态度向臣民们承认自己多年来所犯的过错。他的这份勇气固然值得后人所赞颂,但所反映出来的现实却是不折不扣的残酷。家庭与亲信的可悲下场是他过度迷信于鬼神而一手造成的,国家与社会的巨创则来自于他的挥霍无度、穷兵默武。在反思这些问题之后,武帝刘彻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并主动调整统治策略,以最大的努力去扭转国家的颓势,以重建兴盛如当年的汉武王朝。可惜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他的精力已经不够,所以他只能在心力得以达到的范围内进行政策调整。这些调整虽然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效,但对于其前期的统治政策来说无疑是小修小补。这样小范围、低量度的行政作为对于压相田千秋来说其实并不重大,他有足够的能力去应付这个时期的休养生息政策的推行而不至于出大乱子。田千秋可以做好这些相对轻松的工作,可以较好地履行自己的职务。在武帝刘彻眼中,此时的垂相所做的事情基本上是符合他的意愿的,因此也不存在如以前的对承相逼迫督责的情况。这也是田千秋这个承相可以安稳执政的一个主观因素。第三个原因可以在田千秋身上找到。其实,他的安稳来自于自身过硬的政治素质和政治经验。在过去的四年间,他没有再对武帝进言国事,故此也没有机会惹他的主子不开心,那就消饵了因进言而得祸的因素。与此同时,他保持着沉稳的理政态势,也就是先前所说的“敦厚有智,居位自称”,做到了一个承相基本要做的事情。此时的朝廷的工作已经没有武帝前期那么纷乱烦杂,而真正要经丛相手去办的事情也不会太多。办得事情少,那么出的乱子也自然就少。承相的工作量也决定了田千秋的犯错机会微乎其微,那就为他的安稳生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再者,田千秋的个人素质也是较高的,这为自己的全身而退铺平了道路。对比起之前的几位获罪的压相,田千秋在为人处事方面更显得圆滑老练,更善于主动“避祸”,自身的修养也比他们略胜一筹。就表面的情况看来,西汉武帝朝的承相是比较难当的,毕竟因中朝官的出现而使得他们身价大跌,但也不可忽略这些处在历史关口上的人物自身的素质是否对其命运也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呢?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看田千秋的一些前任承相的仕途历程:

魏其侯窦婴(建元元年至二年在位),“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窦太后滋不说·”一而免巫相婴,()有飞语为恶言闻上,故以十二月晦论弃市渭城。①”柏至侯许昌(建元二年至六年在位),以支持窦太后推行黄老之术,得晋位垂相,后“坐丧事不办,免。②”武安侯田蚜(建元六年至元光六年在位),因帝舅身份而任承相,

①《汉书·窦婴传》②同①

34“入奏事,语移日,所言皆听。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蛤疾,一身尽痛“一竟死。①”布衣垂相公孙弘(元朔五年至元狩二年在位),于元朔中代薛泽为承相,“然其性意忌,外宽内深。诸常与弘有隙,无近远,虽阳与善,后竟报其过~一凡为承相御史六岁,年八十,终承相位。②”李蔡(元狩二年至五年在位)积军功“封为乐安侯。元狩二年,

代公孙弘为承相~一为人在下中,名声出广下远甚··一蔡盗取(诏赐家地阳陵)三顷,颇卖得四十余万,又盗取神道外地一亩葬其中,当下狱,自杀。⑧”武强侯庄青翟(元狩五年至元鼎二年在位)以太子太傅代李蔡为承相,后因与三长史合谋陷害御史大夫张汤而被迫自杀。

高陵侯赵周(元鼎二年至五年在位)以太子太傅代严青翟任垂相,于元鼎五年“坐酣金免④”。

牧丘侯石庆(元鼎五年至太初二年在位)以御史大夫为承相,“(时朝廷)事不关决于庆,庆醇谨而已。在位九岁,无能有所匡言··一文深审谨,无它大略”⑥。石庆的继任者公孙贺(太初二年至征和二年在位)以积军功升迁为太仆,后任垂相,因儿子公孙敬声的不法事受牵连“祝诅有恶言。下有司案验贺,穷治所犯,遂父子死狱中,家族。⑥”琢郡太守刘屈绝(征和二年至三年在位)继公孙贺任左承相,后被告发“与贰师共祷祠,欲令昌邑王为帝。有司奏请案验,罪至大逆不道。有诏载屈鳌厨车以拘,要斩东市。⑦”至于平棘侯薛泽(元光四年至元朔五年在位),他与之前的武帝朝的柏至侯许昌、武强侯庄青翟、高陵侯赵周等人,都是“以列侯继

①《汉书·田蚜传》

②《汉书·公孙弘传》

③《汉书·李广苏建传》

④《汉书·石庆传》

⑤同④

⑥《汉书·公孙贺传》

⑦《汉书·刘屈绝传》嗣,妮捉廉谨,为承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者”①。

基本也没有值得重视的价值。

与以上诸位承相的仕途历程相比,田千秋可谓是起家官最低的一位了。但他却表现得比其中的大多数人都要出色,所做的事情也较他们更沉稳平和一些,或许他早已从之前的上书“惹祸”转变为后来的无为“避祸”,这种转变成就了他的安然无恙。而返观那些武帝朝受

刑的垂相多是自身行为不检点,或是因失职过错,或是因朝廷斗争而落马,难以避开这些政治斗争的杀身之祸,故此结局也较为悲惨。石庆再谨慎再小心,可也无端受到谴责,那是因为他所处的时期比较敏感。公孙弘可以终老于相位,但过于阴险,善于打击报复,实在难登

大雅之堂。所以比较起来,田千秋在武帝末年的任职表现算是比较出色的,当然这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共同影响所决定的。在武帝刘彻病重弥留之际,国家的继位人选早就安排妥当。他立儿子刘弗陵为皇太子,并为这位年仅八岁的小皇帝选定了辅助的大臣人选。在这个关系到国家权力过渡的紧要关头,武帝刘彻并没有想到承相田千秋,而是把目光投向了自己真正的亲信一一中朝官奉车都尉霍光。武帝刘彻在深知自己的身体已经不可能再带领这个帝国前进的时候,就开始遴选辅助幼主的顾命大臣人选的工作。在长期的工作考察中,他“察群臣唯光任大重,可属社樱。上乃使黄门画者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光”②。这一举动无疑是明白告知了霍光,他面临的是如周公辅助成王般辅助新任天子的重任,同时也表达了武帝刘彻对他的信任与冀望。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压相田千秋并没有出现在武帝刘彻的视野范围,反倒是一个奉车都尉得以交付周公之托。这就反映出当时中外朝官员被皇帝亲信程度的差异,而这位“出入禁阔二十余年,小心谨慎,未尝有过”③的“奉车都尉、光禄大夫”④霍光才是武帝刘彻真正的左右手。在长期的执政考察中,刘彻深信这位“出则奉

①《汉书。申屠嘉传》

②《汉书.霍光传》

③同②

④同②

36车,入则左右”①的贤臣定能担当大任。而仅仅是因为一次幸运投机就跻身相位的承相田千秋与其相比只不过更明显地表现为是政府的名义首脑。两人的差异甚大的政治际遇决定了他们的政治能力是不能同日而语的。毕竟,我们设身处地为刘彻想一下,并不难理清其中的种种政治关系。霍光侍侯了武帝刘彻长达二十余年,几乎历经了汉武朝近一半的风雨,而田千秋进入朝堂只不过是近几年的事情。出现时间的差异己经为霍光赢得足够的信任与器重,而其他方面的出色表现也使得霍光已然能彻底超越这位凭运气当官的承相。历史证明了武帝对霍光的选择是正确的,也是恰如其分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价武帝的功过这样说道:(刘彻)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由此可见,临终托孤的举动可谓是武帝政治生命中留下的最后漂亮的一笔。在武帝刘彻临终前,这位奉车都尉霍光的政治手腕展现得尤为出色,实在不得不令人赞叹。当时武帝刘彻“病笃,光涕泣问曰:‘如有不讳,谁当嗣者?’上曰:‘君未谕前画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顿首让曰:‘臣不如金日碑。②,这一让贤的政治举动的确高明,既体现出霍光的谦卑自重,又把附马都尉金日碑抬到了刀峰浪尖之上,则能收一举两得之效。当是时,同在床前的金日碑马上回话:“臣外国人,且使匈奴轻汉”③。这两句倒是实在话,也道出了大家都知道的浅显道理。朝廷内外其实都清楚,金日碑只不过是在战争中被俘虏的匈奴王子,可谓是异族人。只是因为谨慎细心办差才被武帝刘彻视为亲信,加上在莽何罗、莽通的谋反中他奋不顾身护卫刘彻,亲信程度自然进一步提升,最终成为了霍光的副手任车骑将军,也算是位极人臣了。在汉人心目中,一个匈奴被俘的王子再出色、再有能力也不可能担任小皇帝的首辅大臣。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事情,而且霍光在深知周公之托非他莫属的情况下,仍然要抛出这样一个没什么现

①《汉书·霍光传》

②同①

③《汉书·金日碑传》

实价值的筹码,却也显得他手段精明又带有些虚伪。可此后的事实却反映出,霍光在这位外族副手面前还是有所顾忌,不敢任意行事。最明显的一次则体现在武帝遗诏封侯的事件上,当时武帝因之前讨莽通谋反一役而“遗诏封金日碑为耗侯,上官莱为安阳侯,光为博陆

侯”①,可“日碑以帝少,不受封,光等亦不敢受”②。他一人的谦卑就使得霍光与上官莱封侯的事也一并拖而不决,直至金日碑去世后才得以正式受封为侯。而在金日碑病重期间,霍光看准时机先“白封日碑,卧受印授”⑧,把封侯的顾虑先提前解决了。再于金日碑死后的第二年初,名正言顺地受封为博陆侯。这样一前一后的做法既显得自己谦卑谨慎之意,又表达了对同僚的敬重关爱之情,可谓于朝于野都做得相当体面。就是这样一个善于表现的霍光最终还是被武帝选择了作为首辅大臣,并晋封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碑则封为车骑将军,太仆上官莱为左将军,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这些官职在此时晋封,给予他们的不只是辅助幼主的身份和权力,更多的是笼络人心的赏赐和对其忠心护主的承认。武帝刘彻封赏的四位大臣究竟级别如何呢?除了御史大夫之外,其余的几位都是中朝官。《后汉书·百官志》刘昭补注引蔡质《汉仪》曰:“汉兴,置大将军、镖骑,位次垂相,车骑、卫将军、前后左右,皆金紫,位次上卿。”这里的“位次”二字应该如何作解,历来数说纷纭。今人安作璋、熊铁基的《秦汉官制史稿》提供的看法是:“这里的‘位次’二字,似乎不宜作一般的理解,说在承相和上卿之下,应该理解为相当于垂相和上卿的地位。”为此他们二人在书中提出了多项佐证,从印缓、权限等方面深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笔者认为,按二人的观点看来是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也就是说当时承相田千秋面临的是一个较为尴尬的局面,原本只他一人为尊的朝堂之上一下子多了几位分权者,而且大家的级别并没有多大的差异。而往后的事实

①《汉书.霍光传》

②《资治通鉴·汉纪·昭帝始元元年》

③《汉书·金日碑传》

证明,他几乎被排斥在了这以霍光为主的四人决策集团之外,根本发挥不了承相应有的职能。

安排好顾命辅助大臣之后,接下来的便是由武帝刘彻颁布遗诏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涉及到一个敏感的问题一一承相田千秋究竟有没有一同接受遗诏呢?因为各种史料记述的内容不大一样,实在不得不令人生疑,笔者就此列举一些相关史料以供参考:《汉书·田千秋传》记述:“武帝疾,立皇子钩弋夫人男为太子,拜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金日碑、御史大夫桑弘羊及承相千秋,并受遗诏,辅道少主··一每公卿朝会,光谓千秋曰:‘始与君侯俱受先帝

遗诏,今光治内,君侯治外,宜有以教督,使光毋负天下。《汉书·霍光金日碑传》则记述为:“上以光为大司马大将军,日碑为车骑将军,及太仆上官莱为左将军,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皆拜卧内床下,受遗诏辅少主。《汉书·昭帝纪》记述较为简单:“··…上疾病,遂立昭帝为太子,年八岁。以侍中奉车都尉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受遗诏辅少主。”

东汉荀悦的《汉纪·孝武皇帝纪六》则说:(后元二年)三月乙卯,拜光大司马大将军,日碑为车骑将军,太仆上官莱为左将军,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皆拜床下,与垂相田千秋俱受遗诏,辅少主。北宋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汉纪·武帝后元二年》记述得更为详尽:“乙丑,诏立弗陵为皇太子,时年八岁。丙寅,以光为大司马、大将军,日碑为车骑将军,太仆上官架为左将军,受遗诏辅少主,又以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皆拜卧内床下。

以上的资料关于压相田千秋当时是否在武帝刘彻临终现场的记录确实有所出入,北宋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时邀请的都是当时最权威的史学家,因此资料应该是比较准确无误的,可又偏偏没有记载垂相受诏的内容,不禁会令人产生对当时真实的历史现场的怀疑。宋代的学者对此事均认为田千秋是没有参加到受遗诏的行列中的,具体列举如下:钱时的《两汉笔记·卷五》认为:“虽田千秋一言痞主,数月而取宰相封侯亦且不得而与(受诏),于此见帝天资本高”。王应麟《通鉴答问·卷四》则认为:“武帝之末,田千秋为相而受遗诏则光、日碑、莱也,桑弘羊以御史大夫亦拜卧内而千秋不得预焉”。

史学家李熹《续资治通鉴长编》引苏辙上书言:“昔汉武帝以车千秋为承相,至受遗诏辅少主则不以属千秋,必得霍光、金日碑而后可’,。以上资料的出入以及各位学者的定论也恰恰说明了当时田千秋的重要性已经比不上以上的四位武帝的亲信,即便是在他的本传中借霍光之口承认他参与受诏之事,但昭帝朝中他的地位与权力也随着武帝的去世而不断下降了。最起码在霍光的辅政集团中,承相田千秋是插不上话的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以霍光为首的中朝官的势力己经随着武帝刘彻的逝去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至高无上的皇权和以

田千秋为首的外朝官员在此时也只能受制于中朝官了。

四、汉昭帝时期的田千秋(后元二年二月一一元凤四年正月)后元二年(87)二月戊辰日,随着八岁的昭帝刘弗陵的登基继位,历史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进入了霍光专权的时代。当时的霍光已经撕下了他披在身上二十多年的谨慎行事的外衣,真正成为了权倾朝野的行政首脑:《汉书·昭帝纪》说道:“大将军光秉政,领尚书事,车骑将军金日碑、左将军上官莱副焉。《汉书·田千秋传》说道:“昭帝初即位,未任听政,政事一决大将军光。《汉书·霍光金日碑传》则说:“武帝崩,太子袭尊号,是为孝昭皇帝。帝年八岁,政事一决于光。《汉纪·孝昭皇帝纪》则记为:“大将军霍光秉政,领尚书事,车骑将军金日碑、左将军上官莱副焉。”《资治通鉴.汉纪.武帝后元二年》记述:“霍光、金日碑、上官莱共领尚书事。光辅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闻其风采。”对于霍光掌权一事,各书尽管表述得大同小异,但却都承认了他当时至高无上的地位,对垂相田千秋的表现只有“千秋居承相位,谨厚有重德”①。寥寥数字,可见当时的政治形势是一边倒,中朝官以“领尚书事”的形势夺取了朝廷的生杀大权,以现实的态势压过了以承相为首的外朝官,这在西汉历史也倒是第一次。“领尚书事”是怎样的职权限定呢?为什么连承相都要在其锋芒之下,不得多言呢?与武帝朝针对中朝官特别是尚书台的改革有密切关系。在这个问题上,《秦汉官制史稿》认为“领有兼领的意思,虽然以上这些领尚书事的人,大多是监管或主持尚书台的工作,拥有实权,但在法定方面,外朝承相的虚名犹存。故霍光以大将军领尚书事,自称与垂相车千秋分治内外,于废昌邑王时,仍以承相领衔。”所以说承相一职在当时内朝官的掩盖下成了虚位,而“领尚书事”的三位大臣才具备掌握实权的能力。对于自己所处的地位与霍光无形中的威胁,田千秋只有忍气吞声,对霍光表示“唯将军留意,即天下幸甚”②的看法。他深知在无法与之抗衡的情况下只能装聋作哑,以好好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如在始元六年(81)的盐铁会议中,田千秋作为丛相主持会议,可辩论中的真正主角却是御史大夫桑弘羊。田千秋在此次较为重要的会议上依然保持较为沉默的态度,所谓“履伊吕之列,当轴处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③。在昭帝朝的八年为相历程中,他始终抱着“不肯有所言”④的态度当好自己的巫相。权臣霍光对他的做法深表满意,并“以此重之。每有吉祥嘉应,数褒赏承相”⑥以朝堂的

①《汉书·田千秋传》

②同①

③《汉书二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赞》

④同①

⑥同①

权力给予物质上的交换,以此达到双赢的局面。可世事往往不是一帆风顺的,反倒处处充满着变化。昭帝始元五年(82),史载:“有一男子乘黄犊车,建黄旋,衣黄檐榆,著黄冒,诣北网,自谓卫太子。公车以闻,诏使公卿、将军、中二千石杂识视。长安中吏民聚观者数万人。右将军勒兵网下,以备非常。垂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并莫敢发言”①。面对这样的极有可能造成国家变乱的突发事件,以承相田千秋为首的大小官员居然不敢发表自己的想法,也没有采取什么积极措施进行应对。这时候,身为京兆尹的隽不疑赶到了现场,马上命人把这个所谓的太子抓起来送往诏狱。他认为:“卫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②。以充分的理由把这个罪人交以法办,并制止了一场动乱的发生。他的出色表现也受到了昭帝和霍光的嘉奖,一时名声大振。后来经过审讯,发现这名名叫张延年的男子根本不是什么卫太子,只是听人说他自己长得象卫太子就出来招摇撞骗,几乎瞒过了自承相以下的满朝官员。最终这名骗子以诬阁的罪名被腰斩,这场闹剧才算落幕。元凤元年(80)十月,辅政集团中的上官架与桑弘羊因与霍光在争权斗争中长期积怨,便勾结燕王刘旦和鄂邑长公主策划谋反。他们“谋令长公主置酒请光,伏兵格杀之,因废帝,迎立燕王为

天子”⑧。可惜这群乱臣低估了对手霍光,以致“事发觉,光尽诛莱、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盖主皆自杀”④。在这场动乱中,承相田千秋“赐玺书,部中二千石”⑥前往缉捕乱党,可见他对霍光的专权的政治状况还是较为支持的。这场动乱使得金日碑死后的辅政集团

最终土崩瓦解,同时也为霍光扫清了一切的主政障碍,但由此引出的一件不大不小的案件,却使得承相田千秋和霍光产生史无前例的冲突。

《汉书·隽不疑传》

同①

《汉书·霍光传》

同③

《汉书·燕刺王旦传》

   ②③④⑤

在治理燕王谋反的案件时,御史大夫桑弘羊的儿子桑迁得以逃亡,进而投奔其父桑弘羊之前的老部下侯史吴。后来桑迁被捕伏法,却恰好遇上朝廷大赦,藏匿他的侯史吴得以出狱。廷尉王平与少府徐仁在分析案情的时候,都认为桑迁只是因父亲谋反受牵连,他本人没有参与到谋反的行列当中。而侯史吴把他藏匿起来,实际上并不构成藏匿谋反者,只应判断为藏匿跟随谋反的人。于是二人便按照赦令赦免侯史吴罪。而后侍御史却重新研究案情,认为桑迁通经术,知道父亲谋反而没有进行谏争,这样的行为与参与谋反没什么不同;而侯史吴原先担任过三百石的小吏,居然以朝廷官员的身份藏匿桑迁。这种行为不能把他看作是普通的老百姓藏匿谋反的随从者,因此侯史吴不应该被赦免。侍御史要求重新裁断侯史吴的罪名,并且弹劫廷尉、少府放纵谋反者的行为。少府徐仁是承相田千秋的女婿,为了帮女婿脱罪,田千秋不得放弃了先前“不肯有所言”的消极作法,主动多次为侯史吴说话。同时他怕霍光不听从自己的意见,便主动召集朝中的中二千石、博士会集公车门,共同讨论对侯史吴的判决之法。可是参与议论的人都知霍光的意见,于是都认为侯史吴是罪有应得。第二天,田千秋将众人讨论的结果上奏朝廷,却被霍光以承相“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内异言”①的罪名反击一戈,延尉王平和少府徐仁被逮捕入狱,承相田千秋的命运也岌岌可危。就在朝廷众人纷纷为承相田千秋会否受牵连被治罪的时候,时任太仆、右曹、给事中的建平侯杜延年站出来为田千秋说话,他认为“吏纵罪人,有常法,今更低吴为不道,恐于法深。又承相素无所持,而为好言于下,尽其素行也。至擅召中二千石,甚无状。延年愚,以为承相久故,及先帝用事,非有大故,不可弃也。间者民颇言狱深,吏为峻低,今承相所议,又狱事也,如是以及承相,恐不合众心。群下罐哗,庶人私议,流言四布,延年窃重将军失此名于天下也!②他的分析既保住了霍光的地位和面子,显得

①《汉书·杜延年传》

②同①

43这位权重天下的大将军宽宏大度,又使得垂相得以脱身免罪牵连至深法轻重,。而霍光听从了杜延年的意见,最终判决“以廷尉、不至于少府弄皆论弃市,而不以及承相”①的做法,保证了承相田千秋可以终老相位的结局。其实就笔者看来,这场政治斗争不过是霍光为彻底专权而作的又一次试探性攻击,目的是看看这位老承相的政治影响力和战斗力。仅就研究案情来说,承相田千秋是有权力召集官员进行议论的,甚至说这本身就是承相的职权所在。《汉书·黄霸传》载宣帝的话说“夫宣明教化,通达幽隐,使狱无冤刑,邑无盗贼,君(压相)之职也”,而《汉书·王商传》中成帝的诏书也提到:“盖承相以德辅翼国家,典领百僚,协和万国,为职任莫重焉”。可见,自高祖到昭宣朝,乃至是往后的西汉朝廷中承相的职权一直没有什么改变。田千秋为女婿开罪的目的固然需要商榷,但他的行政权力却是朝廷所赋予的,根本就不是霍光所言的“擅召”之举。可惜当时的朝局己完全掌握在霍光手中,承相田千绕过他所进行的合法会议在他看来无疑是对自己权威的挑战。外的说法,此时他已然忘记了昭帝即位初与田千秋约定的所谓分治内而是以暴力赤裸裸地跳到朝堂上宣示要兼治内外。禹的老部下任宣为霍禹分析时局时说道:“廷尉李种、王平、后来霍左冯栩贾胜胡及车压相女婿少府徐仁皆坐逆将军意下狱死”②,那更是一针见血地道破了在侯史吴案件中丢掉性命的几位官员只不过是霍光专权斗争中的牺牲品。所以,笔者认为在此次事件中,幸运之神再一次

眷顾了这位老承相。只是这次的幸运并没有什么政治投机的意味,单纯是为了活命求存罢了。当然,我们也不清楚在杜延年进言之前,霍光究竟有没有心思要处理掉这个对其根本构不成威胁,甚至是微不足道的老承相。即便是杀了他也没有多大的用处,还不如卖个人情给自

己的亲信杜延年,进一步昭示自己的宽大胸怀以及成全昭帝刘弗陵的明君之名。可无论怎样,经过这次既赔了女婿又几乎使自己丧命的变

①《汉书·杜延年传》

②《汉书·霍禹传》

故,即使田千秋这位虚名承相有再多的不满,也只能继续更安静地闭上嘴巴安老度日了。

元凤四年(77)正月,在担任了西汉王朝十二年的承相后,田千秋最终老死相位,得以善终,并获得“定侯”这一溢号。在最后的几年间,他还获得了昭帝的特殊照顾

朝见,以“车得乘小车入宫殿中,故因号曰史称“千秋年老,上优之,车压相’①”,以至于后代都”为姓,故也称为“车千秋”。这样的优待在汉朝也是少有的,这既是田千秋在承相位置上出色表现的功劳,又是在霍光面前卖力演出所得到的奖赏。田千秋去世之后,承相一职又轮换了多人,对于朝政的体制并没有多大的变化。宋代学者王应麟对当时的政治形势这样评论道:“或曰宰相任天下之重,必选天下之望。自大将军光持国柄,承相充位。田千秋谨厚自守,犹曰武帝所命也。继以王折,绿绿无闻,若杨敞蔡义,皆给事大将军幕府者”②。田千秋的继任者王祈是个积功而得以升迁的官员,在位一年并没有建立什么大的政治功绩就去世了。而其继任者杨敞“素谨累事”③,在平定燕王等人的谋反事件中是最先得到消息的,可他居然“不敢言,乃移病卧”④。这位贪生怕死的官员在当时的危急情况下并不是履行职责平治乱党,却借病企图置身事外;等到了身为承相来处理废昌邑王事件,他又“惊惧,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⑥,俨然霍光忠实的政治应声虫。结果登相位不到一年,这位糊涂承相也因病去世。此后接任的蔡义已经八十多岁,是凭着帝师的经历得以升官,也没有多大的政治魄力。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位承相的学识可能比以上两位前任的水平相对要高,但“短小无须眉,貌似老岖,行步俯楼,常两吏扶夹乃能行”吼全然没有西汉王朝一位承相应有的风范和气度。实际上,杨敞和蔡义都曾是霍光的心腹,曾经一同为霍光的幕府出谋划策,因此提拔他们

①《汉书·田千秋传》

②宋王应麟《通鉴答问》卷五

③《汉书。杨敞传》

④同③

⑤同③

⑥《汉书·蔡义传》

45充任相位可以使霍光自己专权更加方便,使外朝官能更好地从属于中朝官的指挥,也不至于会产生对霍光自身不利的影响。单就他们二人的政治能力看来,的确要比田千秋逊色得多,根本无法很好地履行承相的职责。

五、“千秋一相”

我们应该如何评价这位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升迁历程最短,而又最富传奇色彩的垂相呢?就其经历而言,或者“世未尝有也”这寥寥数字就可以概括完毕了。而就他的能力与功绩而言,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田千秋传》中则这样说道:“千秋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称,逾于前后数公”。所谓“居位自称,逾于前后数公”则是“言田千秋为相称职也”①。就这个评价而言,班固对田千秋的政治作为还是持肯定态度的。起码他认为田千秋是凭自己的才能获取承相之位的,并比前后几位承相都做的要好,因此他可以稳坐此位十二年之久。特别是田千秋对“巫蛊之祸”后期所作的上书讼太子冤、罢除方士侯神仙者等政治举措,于朝于国都是必要的,有十分积极的影响,乃至直接促进了“昭宣中兴”局面的形成。这些作为更是得到了班固极大的肯定,认为:“故车千秋指明蛊情,章太子之冤。千秋材知未必能过人也以其销恶运,遏乱原,因衰激极,道迎善气,传得天人之拓助云”②。单就田千秋上书讼太子冤的行为来说,在世人眼中也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把田千秋的行为和东汉邪挥劝谏刘秀勿废郭后的行为联系在一起,并评论道:“此二人者,可谓善处人骨肉之间,谏不费词,婉而能入者矣”在笔者看来,田千秋的一生的仕途自征和三年(90)九月的那次上书开始,就与“幸运”二字紧密结合在了一起。在前文笔者也已经反复强调,这样的“幸运”并不仅仅是历史的偶然,必然掺杂着田千秋本人的政治博弈水平和对时机把握的准确。但就整个客观环境而言,这样的“幸运”的必然性又是值得我们去分析的:

①宋叶廷硅《海录碎事·卷十一·宰相门》

②《汉书·武五子传赞》

46首先,田千秋的第一个幸运的体现就是他遇到了一个经常破格提拔任用官员的皇帝一一汉武帝刘彻。刘彻是一个刚慎自用的皇帝,这是历史上已无可争议的事实了。而在刘彻在位期间,只要他赏识认为有才能的人才都可以破格任用,根本不用计较这些人的出身或起家官

职。武帝朝的人才济济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武帝刘彻这种不拘一格任用人才的做法,首先,武帝朝卫青、霍去病、李广利“三大将皆出自淫贱苟合,或为奴仆,或为倡优,徒以璧宠进,后皆成大功为名将”①。又如严助、朱买臣、公孙弘等人都是天子赏识其对策而摧拜为官

的,特别是主父堰“家贫,假贷无所得,北游燕、赵、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②”在这种情况下上书奏事,“乃拜堰为郎中。堰数上疏言事,迁渴事、中郎、中大夫。岁中四迁”③。再者,即便是在强烈的民族恩怨的笼罩下,被俘虏的匈奴休屠王子金日碑因用心养马而

得到武帝的赏识后“即拜为马监,迁侍中、附马都尉、光禄大夫”④。此后,武帝刘彻对其“甚信爱之,赏赐累千金,出则骏乘,入侍左右”⑥,最终被列入辅政集团当中。由此种种事例可见,武帝破格越级任用人才也是有先例的。班固对当时武帝任人唯贤的情形是这样描

述的网。:“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当牧,弘羊摧于栗竖日碑出于降虏雅则公孙弘、推贤则韩安国滑稽则东方朔协律则李延年,斯亦囊时版筑饭牛之朋已董仲舒、兑宽,笃行则石建、。汉之得人见主父而叹,息。卫青奋于奴仆,,于兹为盛,儒石庆,质直则汲黯、、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枚皋,应对则严助、殊买臣,历则唐都、卜式相如洛下阂运筹则桑弘羊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碑,奉使则张赛其余不可胜纪、苏武,将率则卫青、霍。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清赵翼《廿二史札记·武帝三大将皆由女宠》

《汉书·主父但传》

同②

《汉书·金日碑传》

同④

①②③④⑤文,后世莫及”①。

田千秋能遇到这样一个如此善于提拔人才的君主,不能不说是一个幸运。但更重要的第二个幸运则是体现在武帝刘彻背后皇权至上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上。光有知人善任的君主还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这对主仆提供了一个大环境。在田千秋之前,因

君主专制制度而受提拔的还有百里奚、商轶、苏秦、李斯等人,他们大多是以平民的身份获得君王的赏识,进而因个人的出色政治才一能得以位及人臣。没有君主专制的制度,没有皇权的至上权威,单凭正常的官员选拔,估计这些著名的历史人物将埋没于尘世当中,根本无法舒展自身的抱负。第三个幸运体现在当时的政府鼓励上书的制度上,西汉从上书言事者中发现和选取贤能之士,并可由贤能之士自行推荐自己为官员,是战国以来富有古代自由民政治特点的重要选官形式之一,它也着重表现了汉廷作为公民社会的最高权力机关向全体自由人敞开的民主政治原则。西汉公民上书言事的热潮大盛于武帝之世,这与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及民族融合形势密切相关,是民众推动于下,汉廷应之于上,所谓“天下之士,雷动云合,鱼鳞杂袭,咸营于八区,家家自以为樱契,人人自以为咎睬”气如东方朔上书吹嘘自己为旷古绝今之能人,感动了武帝,最终靠自己的机智幽默当上了太中大夫,又“上简拔其俊异者宠用之,庄助最先进,后又以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终军等在左右”③;而田千秋本人也正是在这种制度下获益而一跃成为承相的。除了这些“幸运”的客观因素外,人物“幸运”的主观因素也占了部分的比例。如田千秋和霍光的那场冲突中,假若没有杜延年的仗义执言劝谏霍光,这位老承相想要全身而退恐怕并非易事。而正如笔

者在先前所说的,田千秋自身的“幸运”几乎都是自己创造的。他之

《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

《汉书·扬雄传》

清刘体仁《通鉴剖记·上书言事之风开于汉武帝》

   ②③

所以能在昭帝一朝继续当八年的安稳承相,这与他的政治原则在霍光执政后有了很大的让步是密切相关的。虽然这些举动不过是一种对权焰熏天之霍光的退避三舍之法,所体现出来更多的还是这位政治人物的一种悲哀和无奈。可又却是这样的退避换来了荣华富贵和安稳的生

活,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等价的交换。常言道:“高处不胜寒”,身处如此之高位的田千秋此时应该比其他人更深刻地领会此中的意味;稍不留神,即便是身为垂相的他也能被安插上各种罪名而栽倒在霍光的手中,唯有明哲保身才是保持人为的“幸运”的长久之计。而绝对

的权力使得那位谨慎为官二十余年的霍光起了极大的转变,史称其“初辅幼主……殿中尝有怪,一夜群臣相惊,光召尚符玺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夺之~一”①。幸亏那位尽忠职守的郎官以死护玺,才不至于让霍光得逞。他此时的夺玺的荒唐之举与之前“未尝有过”的表

现可谓是天壤之别,也暴露了霍光掩饰已久的贪婪嘴脸。面对这样一位朝堂霸主,要在他手上抢夺权力那是即使田千秋再笨也不会去尝试的事情。那些想在霍光手中夺权的上官莱父子、桑弘羊之流的丧家灭族似乎已经为后人提供了足够的答案。直到后来宣帝即位初期,霍光随驾同车前往高庙拜渴,当时“上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②。可以想象的是,作为一个谨慎的权臣,霍光是不至于在皇帝面前肆无忌惮地作威作福,即使是再狂妄也应该有所收敛。故王夫之认为:“骆乘之始,宣帝之疑畏,胡为而使然邪~一声音笑貌之间,神若相通,

而光不知”③。在这种仅仅是音容笑貌都足以使皇帝都忌怕的情况下,就是身为承相的田千秋又能在霍光的掌控下有什么作为呢?所以我们不必过多地指责田千秋的在朝廷上采取的“无为”对策,不是为形势所迫也不至于沦落到这个田地。但最终这位老承相还是以善终离

世,在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能落得此下场也称得上“幸运”二字了。

①《汉书·霍光传》

②同①

③清王夫之《读通鉴论·汉宣帝五》终其一生,田千秋颇富传奇变化色彩的经历为他带来大富大贵的生活,这或者是他在看守高祖庙时无法想象到的。而就笔者个人的观点而言,田千秋应该看作是时代所产生的幸运儿,但他的幸运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与他的政治赌博相关联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田千秋是一个出色的政治赌徒,但这个赌徒却又有沉稳老练的处事原则。尽管看上去他没有什么过人的才能,却能把握住时代给予的机会而一举成名,并且在如此动荡的朝局中,在武帝刘彻的统治中、权臣霍光的压制下生存了下来,这本身就需要超人的政治智慧和运用权力的方法。所以笔者认为很多机会是田千秋自己一手创造,他十分清楚自己要干什么,要怎么干;很多幸运是时代和历史给予他的眷宠,是当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环境给予他发挥才能的空间。他或许并不算是历史上有名的垂相,但他的故事和历程却时常被历代的骚客文人作为抒发情怀的寄托。如又或许他碰巧生在了一个幸运的时代,再或许他天生就是一个幸运的人。当然,更多的情况下他是用双手为自己创造令人羡艳的幸运。就其在武帝时期所起的作用看来,之前众多大家对他的观点似乎应该更正。没有他的及时上书,“巫蛊之祸”对西汉政治经济乃至百姓生活所造成的破坏就会继续扩大,那就将有更多无辜的官民会死于非命;没有他要求罢黝方士的提议,武帝刘彻迷信神仙方士的举动就难以停止。要知道,整个“巫蛊之祸”其实就是武帝过于迷信神怪之论而导致的。田千秋能在西汉政治秩序重建的关头适时地把这个根源拔除,可见他的政治眼光还是相当独到的。而且这个建议针对的是武帝刘彻长年形成的一种观念而提出的,很有逆龙鳞而动的风险性,但他还是做了,并且使整个西汉政府最终稳定下来,人们不再惶恐不安。在当上垂相后的率群臣上寿中一事,田千秋同样展现出了他的政治智慧。或许在很多人眼中,他这一举动不过是须溜拍马的行为,可笔者却不这样认为。田千秋上寿所要求的是要刘彻颐养天年,放松休息,这对于刘彻个人的身体健康是有好处的。但就全局看来,西汉社会当时的众多问题和矛盾已经不再适用刘彻的多欲进取的政策统治了。整个社会就象武帝刘彻一样需要休息,如果刘彻还要继续执掌朝政,那社会经济的恢复可能很难得以进行。所以田千秋的这一举动可以说是利国利民的,虽然没有被武帝刘彻所接受,可整个动机和目的已经能够显示出田千秋的政治价值。接下来他在昭帝一朝的经历中,虽然没有什么积极的政治贡献,但如盐铁会议、举荐贤良等事情都留下了他的点点足迹。史称:“讫昭帝世,国家少事,百姓稍益充实”①。取得这样的成绩既要看到霍光专权时政策的合理,也要想到承相在政令施行的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这段时期是西汉中叶“昭宣中兴”的起步阶段,我们是不应该把承相田千秋在其中的功绩抹杀掉的。进一步说,田千秋的为相历程几乎是与以霍光为首的内朝官辅政集团相始终的。自中朝建立之日起,中外朝为争夺权力的斗争就没有停止过。只不过在武帝刘彻的控制调和下,这种斗争为皇权所压制而趋于缓和,达到一种内外和谐相处的平衡;可到了幼小的昭帝即位,根本没有强势的皇权继续扮演调和的角色。这种微妙的权力平衡随即被打破,并一度趋于白热化,田千秋与霍光唯一一次的政治冲突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当然,随着田千秋在夺权斗争上的让步,他俨然成为了继续维护这种平衡的象征,而内朝官也最终在朝廷的权力分配中第一次处于绝对的领导地位,而以承相为首的外朝官则首次处于朝权被支配的地位,行事处政均需以内朝官马首是瞻。此后的废昌邑王事件中,霍光与张安世密谋废掉刘贺更立新君时,并没有与垂相杨敞商量。而是等到“议既定”,才“使大司农田延年报敞”②。可见此时的霍光已经完全撇开了承相来处理国家大事了。当然,这种权力的内外交替只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必然趋势,相信处于其中的霍光父子与田千秋等名臣也不会客观地看到这种情况在历史上的影响。承相以下的外朝官在随后的西汉历史发展逐步沦为名誉上的行政主体,而最终的实权还是由在宫内行走的大批内朝官员所控制。在此,我们不需要

①《汉书·田千秋传》

②《汉书·杨敞传》

5l过多地去指责田千秋的让步,指责他的无能,因为已经没有什么现实意义。相反,历史已经证明:一个毫无才能的人是不可能可以在西汉的历史上留下十二年为相的记录,因此笔者认为田千秋的过人之处是应该被后人细细挖掘,好好品味的。我们也应该端正态度看待这位一

代名相,更应该给予他应有的重视和适当的评价。笔者认为,田千秋的传奇仕途与其在中国官僚系统中的特殊地位实在无愧于“千秋一相”的称号。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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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征和二年(91)春正月,丛相公孙贺下狱死。闰四月,诸邑公主、阳

石公主及卫皇后之弟卫青的儿子长平侯卫伉,皆坐巫蛊死。七月,决太子杀江充,

与承相兵战于长安,兵败逃亡。壶关三老茂上书陈太子冤。八月,决太子于泉鸡

里自经而死。九月,大鸿护商丘成为御史大夫。

西汉征和三年(90)六月,承相刘屈鳌下狱腰斩,妻子袅首。九月,田千

秋上急变讼太子冤,因而立拜为大鸿肿。武帝族灭江充家,焚苏文于横桥上,乃

作思子宫。

西汉征和四年(89)正月,武帝行幸东莱欲浮海求神山。群臣谏,上弗听;

后留十余日,不得御楼船,乃还。三月,田千秋进言上罢黝方士言神仙者,武帝

应允。六月,以大鸿肪田千秋为压相,封富民侯。

西汉后元元年(88)正月,武帝前往甘泉宫,在泰祭祀天神,然后巡游安定。

六月,御史大夫商丘成坐祝诅自杀。侍中莽何罗、莽通谋反,诛灭。

西汉后元二年(87)正月,武帝朝诸侯王于甘泉宫。二月,武帝行幸五柞宫,

诏立刘弗陵为皇太子,并以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碑为车骑将军,太仆上官

莱为左将军,又以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皆拜卧内床下受遗诏辅少主。后

武帝崩于五柞宫;入殡未央宫前殿。太子即皇帝位,霍光、金日碑、上官莱共领

尚书事。三月.葬孝武皇帝于茂陵。冬,左将军上官莱行北边。

西汉始元元年(86)八月,齐孝王孙刘泽谋反,伏诛,迁隽不疑为京兆尹。

九月,敬侯金日碑莞。

西汉始元二年(85)正月,封大将军霍光为博陆侯,左将军上官架为安阳

侯。

西汉始元三年(84)十一月,上官安为骑都尉。

西汉始元四年(83)三月,立皇后上官氏,赦天下。是岁,上官安为车骑

将军。

西汉始元五年(82)正月,隽不疑平假卫太子乱,承相田千秋、御史、中

二千石至者并莫敢发言。六月,封上官安为桑乐侯。

西汉始元六年(81)二月,盐铁之议起。田千秋与御史大夫桑弘羊参加并主

持盐铁会议。七月,从贤良、文学之议罢榷酷官。

57西汉元凤元年(80)九月,鄂邑长公主、燕王旦与左将军上官莱等谋反。

田千秋受昭帝诏部中二千石逐捕孙纵之及上官莱、上官安、桑弘羊、丁外人等,

并宗族悉诛之;右扶风王新为御史大夫。十月,光禄勋张安世为右将军兼光禄勋,

杜延年摧为太仆、右曹、给事中。

西汉元凤二年(79)四月,昭帝自建章宫徙未央宫。

西汉元凤三年(78)正月,田千秋因徐仁案召中二千石、博士会公车门,

议问吴法。霍光以田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内异言,遂下廷尉王平、少府田

仁狱。四月,徐仁自杀,王平与左冯诩贾胜胡皆坐纵反者要斩。

西汉元凤四年(前”年)正月丁亥,昭帝加元服,见于高庙。富民定侯田千秋莞。

后记

本研究及学位论文是在我的导师陈长琦教授的亲切关怀和悉心指导下完成的。他严肃的科学态度,严谨的治学精神,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深深地感染和激励着我。从课题的选择到整体研究的最终完成,陈老师都始终给予我细心的指导和不懈的支持,帮助我开拓研究思路,精心点拨、热忱鼓励。两年多来,陈老师不仅在学业上给我以精心指导,同时还在思想、生活上给我以无微不至的关怀,在此谨向陈老师致以诚挚的谢意和崇高的敬意。在本科学习期间,由于种种原因的局限,我的学术研究水平一直处于较差的位置,甚至于不懂得怎样去做研究和做学问。到了华南师大读研,才‘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水平和功底与同专业的学人相比差了很大一截,心中的自卑和惭愧不时涌现。可华师的众多教授老师并没有因为我的底子薄弱而看不起我,而是以言传身教的方式逐步把做学问和做研究的方法灌输给我。在我的导师陈长琦教授和代继华、王棣教授等前辈学人的指导下,我认真阅读了本专业相关的书籍,并为毕业论文的写作寻找尽可能多的文献材料,一页页的笔记,一张张的卡片成为我学会做学问的内在积淀。以陈老师为组长的导师组本着一丝不苟的作风,严谨求实的态度,踏踏实实的精神,不仅授我以文,而且教我做人。就从做学问这如此细小的工作入手,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的价值观,使得我主动想到了要真正学点东西作为自己为人立世的基础。以上的老师们给以我终生受益无穷之道,对大家的感激之情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在进入华师之前,我所想到的只是获取一张学位证书,以求提高自己的学历层次。使我没想到的是,我逐步建立起来的做学问的功底已然成为我要求继续深造的推动力量。通过这次的研究和写作,我所能收获的远不是一张证书或成绩表可以代替的。有了这次的经验,我以后在社会上,在生活中将继续进行学问的积累,不带任何功利性的意图,只为报答各位给予我教诲和支持的老师们,谢谢你们。

吴维彬

00七年六月六日华南师范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己在文中以明确的方式标明。

本人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

论文作者签名:娜够日期净叼年‘月石日

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华南师范大学有关收集、保留和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研究生在校攻读学位期间论文工作的知识产权单位属华南师范大学。学校有权保留并向国家主管部门或其指定机构送交论文的电子版和纸质版,允许学位论文被检索、查阅和借阅。学校可以公布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可以允许采用影印、缩印、数字化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保密的论文在解密后遵守此规定)论文作者签名:继心

日期:叫年石月石日导师签名:座日期:,‘刁年‘月

地址:广东省-茂名市-禄村

电话:0668-2199999

官网:http://www.cslsw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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